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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宇介入了呼格吉勒图案，此后他见证了该案平反的艰难。
王振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历经18年才平反，原因之一是我国采用两审终审制，若是死刑还有死刑复核程序。一般经过两审终审即默认穷尽了法律程序，再审则属于审判监督程序，“从审级来看，再审本身不是非常普遍，是特殊的”。
王振宇说，另一个原因在于，如果是申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多久要给他一个答复，如果答复不满意可以怎么样”。如此一来，这就不像一审那样有明确的救济途径，“很多没有审查立案的期限”。
“审判监督本身就是一个纠错的机制。”王振宇说，如果没有很强的动力，很难将冤案平反。
呼格案再审被判无罪之前的4个月，备受关注的福建“念斌案”也获得了无罪判决。
念斌的姐姐念建兰亲历了纠错的过程。在念建兰看来，纠错难在“权力的傲慢”，因为一旦纠错，相关办案人员要承担责任，“相当于把公检法捆绑在一起”。
“当它办错了，这个系统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很冰冷地继续推行下去。没守住的时候，只能一错再错，逃避他们的责任。”她打了一个比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则认为，纠错最大的难点在于“观念没有转过来”。他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当年，面对错案，有人可能没有对错案负责、推动司法程序、科学、民主、人权保障的观念”。
在洪道德看来，过去欠完善的法律也是纠错难的原因，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的明确化等是近年来的完善之处。他举例说，过去强调“证据确实充分”并无进一步的标准，2012年之后有了标准，再之后明确提出了“疑罪从无”。
专家认为，我国冤假错案纠错主要难在，一是我国法律对刑事再审案件的复查期限没有限制，这也是导致该案久拖不决的一个因素；二是从制度上说，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事实上只以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前提，这有很明显的主观色彩；三是从程序上说，一般由司法机关通过书面检查启动，没有当事人律师、证人直接参与的听证程序。哪些新证据能证明原判“确有错误”，由司法机关甚至是由原审法院来认定，这就增加了翻案难度；四是法律之外的力量的介入。事实上，单单依靠当事人及其亲属，很难让已经终审的案件重新回到司法审理程序。
本报记者 卢义杰 李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