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1月开始,复旦大学各个院系将不再吃“大锅饭”、等待学校资源的“计划分配”,它们将自己拿出人力资源、学科发展等规划,“凭本事吃饭”。学校层面将根据各个院系自己制定的规划,给院系配置经费、人力等资源。(《中国青年报》1月13日)
复旦打破院系“大锅饭”,给学院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在院系间引入竞争机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防止各种权力过度集中在学校层面,影响学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院根据本学科的特点,按照学科规律制定发展规划,毕竟各学科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在学校层面上用同一标准规划不同学科,用一个指标考核不同学科的教授,也不尊重学科发展规律。
从复旦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看,这是实行“院为实体”的改革,其要义是发挥二级学院的主体作用,激发它们的办学活力。对这一举措,有一些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引起注意。
首先,将学校权力下发给学院,给学院更大的财权和人事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去行政化。一些舆论把校级层面的权力下放给学院,解读为学校校级机关的职权减少了,有利于推动教育和学术去行政化,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但如果学院内部,在配置资源时,依旧由行政主导,而不是发挥学院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那么,学院层面的行政化问题不但不会缓解,反可能加剧。近年来,一些学院发生的财务和人事纷争,已暴露出这一问题。推进学校、学院去行政化,最根本的是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不论在学校层面还是学院层面,都应该如此。
其次,鼓励院系竞争有必要,但要有效平衡院系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防止院系因资源差异制造教授间过大的收入差异,并避免院系利用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牟利、弄小金库。近年来,媒体对高校教授的收入情况多有报道,有的学院由于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大、培训业务红火(如经管学院),或者课题经费多(如理工科院系),教授收入普遍较高,而有的学院(如人文社会学科院系),基本上负责学校公共课教学,且课题项目不多,于是教授收入很低。在高校有开宝马的教授,也有只能骑自行车上班的教授。这种教授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学校整体发展。
这种差异,并非教授个体不努力,而是因学科差异所致。如果学校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学校层面进行平衡、统筹,那么,就会出现“有资源就是老大”的局面。那些资源匮乏的学院、学科,就会在这种资源的争夺中逐渐衰落。
从国外一些大学的办学经验看,不同学科的教授,收入待遇有一定的差距,但不会像我国高校的差异这么大。而且,学校对所有教授都实行年薪制,并不要求教授拿课题、经费、发表的论文来兑现津贴、奖金。这让教授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中,而不是用到资源争夺战中。
打破院系“大锅饭”,避免陷入“资源争夺战”,最根本的一点是,学校办学要摆脱功利化,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眼下的办学政绩、办学成果,而需要对教育、学术实行同行评价,不是基于资源来评价一名教授,而应该基于真实的教育、学术能力和贡献来评价。同样,对于一个学院,也不能简单的把任务确定为申请多少课题、发表多少重要论文,并把这些与资源挂钩。
简单地把“任务”与“资源”挂钩,会加剧学校办学的急功近利,和办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