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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3岁的陈教智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办案高手”，2014年他一共结案1004件。
陈教智是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华士法庭副庭长，2012年他结案360件，2013年他结案546件。办案数量的大幅度提升，源于2014年5月，26名法官被法院任命为“独任法官”，他是其中之一。
早在2012年9月，江阴市人民法院在人民法庭率先启动审判组合模式改革。2013年10月，江阴法院成为全国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城市。同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转变身份后的陈教智，作为主审法官，有权单独签发法律文书，无须向庭长、主管院长汇报。同时法院增派了法官助理，可以负责大量事务性工作，而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研究案子”。
给法官“减负” 回归核心工作
陈教智2002年进入法院，9年后成为审判员。2014年6月成为当地法庭副庭长。作为基层法庭的法官，他的工作压力很大。
江阴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县，涉及经济纠纷很多。陈教智时常被琐碎的事务性工作“绑架”。刚做法官时，他每年会忙两百多个案件，但“事务性工作时常影响到核心工作”。
“经常会遇到外地出差的财产保全案件，一出差就要一星期。法律文书送达难，有时候跑几次也不一定能送达。只好白天判案，晚上送文书。”陈教智说。
那时候法官从年头忙到年尾，从早上忙到深夜，基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周5个工作日，陈教智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开庭。“大部分精力在这里，花在研究案子上的时间真的很少。”
2014年4月，江阴法院选出26名独任法官，给每个法官配备法官助理。法官助理的作用是承担部分法官事务性工作，保证法官能够有更多精力做审判的核心工作。原来是一个审判员配一个书记员的模式，简称“一审一书”。
陈教智很快感受到“效率大大提高带来的成就感”，有的案子开庭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一段时间下来，他们所在的法庭上诉率下降，调解率提高。发改率（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也降低了。
今年29岁的湖北人王杰兵，2010年从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江阴市法院工作。审判组合模式改革之后，王杰兵从法院研究室调任民二庭担任法官助理。案件移送王杰兵所在的审判团队后，主审法官先把案件交给他，由他进行诉前材料审查，发现问题后，及时告知主审法官。如果进入调解阶段，王杰兵负责对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他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及时安排开庭审理。法官开庭审理后决定判决的，他还负责制作裁判文书，交给法官修改审核后，由法官签发，再送达当事人。
2014年，王杰兵完成了5件破产清算案件，“这类案件一件抵过普通案件30件。”王杰兵说，现在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增多，对他来说成长很快。
据统计，江阴法院的案件在受理数首次突破2.7万件、人员未增的情况下，2014年全院审执结案件数与改革实施前同比增长53%，26个审判组合中有3个组合结案700余件、4个组合结案800余件、1个组合结案1000余件。
去行政化 “放权”给法官
相比以前，陈教智审案“更加谨慎了”。
原来法院实行的汇报案件制度，法官开完庭，先向庭长汇报案件。事实是怎样的，怎样适用法律，庭长审批之后，才能签发法律文书。改革后，签字权还给了法官。
陈教智必须对自己的每一个案子负责。他说，庭长与法官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再审批法官负责的案件，不主动要求听取法官汇报案件，不再签发法律文书。
江阴市法院研究室主任黄剑说，法院认识到司法权的行使主体是法官，解决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解决方案是让审理者独立裁判，由裁判者终身负责，使法官成为“真正的法官”。随之建立庭内案件讨论制度，法官可以把案件提交法庭例会讨论，参加者包括庭长、法官和法官助理，讨论的结果供法官参考。
“他们的意见只作为参考，我可以不接受。”陈教智说，以前庭长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致，可以不签发法律文书，案件没法结案。现在，案件不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是提交给专业法官会议。
江阴法院按照“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办案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所有案件审理法官自己定，每个案件终身负责，法官会更加谨慎，“以前遇到问题，只要跟相关领导汇报一下。最后出事情，追究起来，板子也不一定打在自己身上。现在如果发改的案件，都要追究主审法官的责任，要引以为戒。”
江阴法院建立清单管理模式，厘清院庭长、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成员的职权，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中的行政化问题。
黄剑认为，江阴法院的改革是去行政化的改革，过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是行政化模式，行政色彩很浓，法院内部机构设置，法官的待遇也是通过行政级别来体现。法官等级与实施上的待遇没有多大关系。“收入与行政级别有关系，没有突出法官的主体地位”。
据统计，江阴法院分别在立案行政、刑事、民商事、人民法庭4个业务条线成立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法官审判案件的“智囊团”。去年，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375件，主审法官或合议庭直接定案率达96.8%。
搭建专业的法官人才体系
现在法院不再要求法官是“全科”的，鼓励法官在“专科”上发展。
江阴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浦峥说，遇到专业复杂的案子，头绪乱，他们需要一样一样理出来，要花很长时间。他所在的民事一庭受理建筑类案件、医疗纠纷案件、交通车祸案件。
遇到专业复杂的建筑工程纠纷案件，他会让法官助理把案件的要素整理出来，组织原被告举证、交换证据等，确定双方有争议的部分，总结出争议焦点，最后交给主审法官。“争议焦点和审判思路都是明确的，开庭效率也会变高，不会遗漏一个环节。”
浦峥所在的民一庭，此前法官人均结案每年177件。改革后，人均结案每年223件。
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立新说，法院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将院庭长、审委会委员编入相对固定的合议庭担任审判长，侧重审理疑难复杂案件，并明确办案任务。
法院推动法院内部专业化审判。涉及不同领域，法院将一些重点领域进行组合分类。比如，会有专门的组合长期审理建筑类案件，有的组合会审理道路交通安全范围的案件，“法官长期研究这类案件，倒逼他们去学习专业知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有丰富的经验”。
改革让法官变得“有地位，有权限”，但所有法官必须接受监督。事前监督，法官必须主动汇报社会关系，遇到律师是同学等情况要主动提出回避。事中、事后监督，成立专门的监察部门，直接由院长来指派督查。“以前可能是院长给分管副院长，分管副院长给了法官，就没了下文”。
王立新说，法院也给院领导设立“权力清单”，没有参与庭审的案件，院领导不能随意过问，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判案。“既要保障，又要监督，法官也要慎用手中的权力。”
本报记者 李超 李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