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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步入老龄社会的城市社区一样，在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那些低矮的旧楼群里，岁月平静悠长，生活波澜不惊。
受人尊敬的宋元朴奶奶从这里搬走，是朝阳里难得一见的“大事”。90岁的宋奶奶是社区的大人物。她体格健康时，曾连续十多年照料一位生病的邻居走到人生终点。等到她本人也成了需要照看的空巢老人时，邻居戴佩贤接过了接力棒，陪她聊天，帮她交水费，替她保管备用钥匙，直到她被女儿接走。
不过，这段佳话并不足以说明“宋元朴”这个名字的分量——类似的故事在朝阳里不胜枚举。令她成为“传说”的是，27年前，中国大陆还没出现“志愿者”称呼，在她担任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的朝阳里，诞生了一个13人的“义务包户服务小组”——包括居委会的全体6名成员和居民中的7名“积极分子”，一对一地帮助社区里的13个困难户。这被视为大陆最早的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的雏形。
受此启发，1989年3月18日，大陆第一个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成立。为了纪念此事，20年后，朝阳里立起了一座雕塑，造型是“手捧玫瑰”。
今天的居民仍然感念13位长者。他们当年朴素的善举就是最早的那朵玫瑰，它在日益繁华的城市中央，在占地0.16平方公里的狭小社区，呵护和延续了《论语》里“里仁为美”的美好传统。
用75岁的戴佩贤的话来说，邻里守望是一种习惯。大家做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有的只是举手之劳。“看人家提着东西费劲，就恨不得给人家接过来送到家、送到楼下。”
与它落成时的名称恰好相反，上了岁数的朝阳里称得上是一个“夕阳社区”。为“高龄老人”们提供志愿服务的多是“低龄老人”。85岁的沈志敏是社区义务巡逻队员之一，她戴着红袖章，意气风发，每天花去大约两个小时在小区周边巡逻，同偷车贼、乱贴小广告者及其他一切可疑人员“作斗争”。她对记者说，在巡逻队，68岁已经算年轻人了。
近27年过去，居民一代代变老，13位发起人中的多数早已辞世，但他们捧出的玫瑰，发出了一茬又一茬新芽。
迄今，朝阳里164个楼门的2300多户常住居民中，共有1163名注册志愿者。
从“13”到“1163”，在这里住了36年的居民吴颖不太清楚这个过程。她只知道，朝阳里有点像过去的大杂院，邻里关系融洽，有事互相照应，事情不在大小。新搬来的住户也逐渐被同化。“不像新的小区，一关门，谁都不认识。”
到吴颖家串门的亲戚总会夸赞“这小区真好”。朝阳里的“好”其实是在缓慢演进。最初，宋元朴等13人考虑的是扶危济困，争取使困难户的困难“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居委会”。
第一支社区志愿服务团队肇始的1988年，也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一年。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之中，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些市场不能管、政府无力管的公共服务领域。
宋元朴和她的13人小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1988年4月，新兴街道办事处开始了一年一次的“万户居民问卷调查”。那份手写的调查报告显示，全街有561户家庭需要换煤气、修灯泡、理发等各类服务，而可以提供“有偿服务”的达到了1070人，报告认为应该调动起这支“不小的社区服务队伍”。
新兴街道办事处原主任董春芙回忆，朝阳里社区的13人小组，让街道干部受到很大启发。他们认识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能够解决群众困难，密切邻里关系，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朝阳里早期出现的志愿服务包括为少数困难户“送煤、送菜、送炉具”的“老三送”。十多年后，居民需求从“满足生活必需”向“提高生活品质”转变，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就业难、就学难、就医难困扰社区困难群体，“三送”升级为“送岗位、送知识、送健康”。
到了2014年，新兴街居民问卷调查收到的建议，反映出了巨变：不再有人提出对大白菜的需求，反而有人希望建立一个“闲置物品交换平台”。
新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兰对记者说，志愿服务的转变折射了时代发展：服务对象从以弱势群体为主向，到面向全体社区成员转变；服务内容从以物质帮扶为主，向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并重，并更加注重精神层面转变。新兴街志愿者协会在各个社区成立了分会，每个分会下面都有不同类别的社团、服务队，服务领域从助老扶残济困的柴米油盐的琐事延伸到社区教育、文化、环保、体育、健康、婚恋等不同系列。
她认为，在此过程中，志愿者与居委会之间在相互助推。居委会鼓励和感染了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的老人们则定期开会“研究社区下一步工作”，推着居委会往前走。
朝阳里有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志愿者自己掏钱买粮送到困难户家里，并告诉对方是“居委会给买的”。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政部城乡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唐忠新1990年就到朝阳里做过调研。在他看来，朝阳里开辟的是一条“社区志愿服务大众化发展”的道路。他对记者说，任何时代都存在个别的志愿服务行为，朝阳里的做法如今已非独有，但这里27年长盛不衰的一些经验值得关注。
他注意到，朝阳里非常注重凡人善举，提倡“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无偿服务与低偿服务相结合”，鼓励个体户们为困难群体提供低偿服务，既提倡奉献精神，又兼顾了个人的合理利益。提供服务的人越来越多，被服务的群体也越来越广，从最初的个体需求拓展到公共需求。在社区志愿服务中，满足公共需求的分量越来越重。
唐忠新还指出，“社会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正在促成社会力量的组织化，朝阳里社区陆续诞生的各类志愿者组织，体现的恰是中国特色的草根性的公民社会力量。
这里的另一个转变，是志愿者组织从官办向民、官、商相结合转变。徐慧兰告诉记者，在2004年以前，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的会长一直由街道办事处干部兼任。后来，干部们意识到，政府应该从“主导”向“引导”转变，让志愿者更多根据社区和自身实际，自觉开展服务活动，提高社区志愿服务的生命力，“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2004年2月17日，朝阳里社区志愿者分会首先完成了改选。
60岁的朝阳里社区志愿者张家兰觉得，自己是在社区的转变中“孵化”出来的。她曾是一位知青，在小区里做过楼长，照顾过一位孤寡老人18年。她的公益之路越走越远。2014年，她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知青志愿者协会。这也是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孵化”出的第一个社会志愿者组织。
另一位居民吕文霞原本是退休以后感到“看不到天气、接不了地气”而发起了晨练队。2006年起，她领导这支200多人的队伍由“健身娱乐型”转向“公益服务型”，“冬天就是扫雪队，夏天就是护绿队”。晨练时，她们提倡错峰乘车，“不要和年轻人抢公交”。在清明节，她们到公墓去做文明祭扫志愿者，用“一车鲜花换了一屋子鞭炮和纸钱”。
朝阳里最活跃的志愿者仍是这些大爷大妈。目前30岁以下的志愿者约占四分之一。在唐忠新看来，老人有时间有精力，以他们为主力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具有客观合理性，而他们也将带动年轻的公民树立社会主人翁意识，对年轻人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长期的。
在朝阳里，不难找到“一人当志愿者，一家人当志愿者”的案例。很多居民一家两代、三代都参加志愿服务活动。61岁的卢梅生患了脑血栓，仍认领了小区的“卫生保洁志愿岗”——他的母亲陈秀文是当年的13位发起人之一。
1990年，在附近读书的天津医科大学护理系学生集体加入了新兴街社区志愿者协会，成为天津市乃至全国最早的大学生志愿者团体。今天，带着听诊器、血压仪的该校师生仍是朝阳里经常出现的面孔。
几年前，新兴街启动了每月一次的敬老助老服务日活动。在附近一家公司做修脚工的王春雷每次必到。他并不是这里的居民。为了赶上这善意的集市，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每次要从几十里外的家里提前很长时间出门。
10年前，居民刘爱珍因为听说朝阳里“有挺好的服务”，就用所有积蓄买了一个只有14平米的“伙单”，带着儿子来到这里，家徒四壁。她对记者说：“志愿者团队给我们建立了家庭。”
她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生活，儿子也从中学读到了大学毕业。现在，她力所能及地为社区服务，儿子工作后，也效仿社区里6位老志愿者，定期向老人们发起、自己曾受益的社区扶危济困基金捐款。
这笔基金很小，已陆续有受助人回捐。基金发起人之一王文源去世后，与他同住一个小区的400多户居民中，有600多人次前去吊唁，上千人为他送行。
本报天津2月9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