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自我保护牵出体坛潜规则

    停职检查，道歉；停发3个月带训津贴，并扣发年终考核奖；承担一切医疗费用——2014年11月，时任上海男子击剑队重剑组主教练的王磊，受到了上海市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的“严肃处理”。昨天，上海市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郭红生再次提及这些处罚时，“王磊事件”已被热议多日。

    “王磊，前中国男子重剑领军人物，多次创造历史，在上海男子重剑队执教4年，曾殴打多名队员，致数名队员耳膜穿孔。”近日，经署名为“从来没有这么胖过”的网友爆料，王磊曾在2011年率队赴云南参赛期间和2014年10月22日在韩国训练期间，两次“酒后殴打运动员”，致金某和朱某“耳膜穿孔”，不过，2011年“相关领导仅口头批评了王磊，没有作进一步处罚”，而2014年事件经朱某家长举报，主管部门才作出上述处理。

    郭红生在对媒体回应此事时强调，朱某是“耳膜破裂”且“处理意见得到了运动员及家长的认可和谅解”。但一则消息却令此事被放上网络，引发喧腾，“国家队来函借调王磊到国家队执教，备战2016年里约奥运会。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中心班子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对王磊降级使用，担任男子重剑组副教练，并同意借调至国家队任教。”

    听闻王磊要“回到工作岗位，做副教练”，金某表示，就是“牺牲职业生涯，也要还原一个真相”，金某的态度得到了不少队友的支持，一孙姓队员表示，“听到他喝酒，大家就都睡不好”。而针对郭红生的回应，署名为“从来没有这么胖过”的爆料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处罚有，但并没有征求运动员的意见，如果运动员自己同意了，现在再出来闹，那不成了无理取闹吗？”随后，上海男子重剑组运动员顾某在微博上实名发布了“领导没有征得所有运动员的同意”。

    爆料人表示，消息发布在今年2月中旬，“王磊直接去了北京，但队员都非常恐惧，害怕有朝一日还要面对他，希望让他离开上海队”。对此，王磊在回应媒体时承认了打人，但表示这“只是小打小闹，不至于把人打死打伤”，是“为了帮他们取得成绩”，此外，他认为“上海那边有些人在挑唆队员攻击自己的教练，也许是因为我把这支队伍从没成绩带到有成绩，大家都在眼红吧。”值得注意的是，跟随王磊到国家队的还有在韩国被打伤的朱某，他的态度是“我原谅教练，大家没必要（做得）那么绝”。

    “无论怎样，打人就是不对”，在某知名门户网站作的调查中，持此观点的网友占75.6%，而与朱某态度类似，表示“理解王磊，但教育队员还有别的方法”的网友占10.6%，表示“打也是教练的管理手段，很正常”、“对于顽劣的队员有时打一打也无妨”的网友，数量也在11%以上。而王磊回应的一句话“像我们这一代，取得了一些成绩，教练都是打我们的”，或许道出了我国体育界“暴力执教”屡屡发生背后的潜规则。

    “基本上没有教练是不打运动员的，只是下手轻重的问题。能打出成绩我们也认了，但很多人没打出成绩，还落下了病根。”在东部某省体校和专业队生活了近20年的体操运动员周妍（化名）两年前选择了退役，她向本报记者透露，她们队里也曾有教练将队员耳膜打穿的情况，“后来在大赛上给了那个队员一个替补名额，才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而有些没“压下来”的已见诸报端。“暴力执教”曾被视作1994年“马家军兵变”的原因之一，也在2014年7月成为前浙江稠州女篮主教练李昕被俱乐部解聘随后争上法庭的导火索。更严峻的是，“掌掴”、“踢人”这些字眼儿不仅出现在高水平运动队，一些体校、足校同样是报道对象，甚至因受害者年龄太小，还出现了“脾脏破裂”、“致死”等恶劣后果。足球少年母诗灏便是最让人痛心的案例，2009年7月，重庆九龙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杨家坪中学，13岁的母诗灏因为没有完成教练布置的任务，被教练林林残忍踹打至脑部重伤，终致身亡。

    在媒体报道的“暴力执教”事件中，低年龄队伍及关注度不高、在队员与队伍的利益关系缺乏职业划分的项目是事故高发区，举国体制“长期封闭”的环境，使得不少小队员缺乏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间接“默许”了这种粗暴的执教方式。“但新一代运动员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其信息获取能力、文化程度、平等和自我保护的意识都在提高，所以，体校和运动队都应及时更新管理方式。”吉林体育学院校长、资深体育教育专家张瑞林对本报记者表示。

    “教练为追求成绩粗暴执教，是在曲解什么叫鞭策运动员，是长期欠缺文化教育，后期也未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积累的表现。”结束运动生涯后，周妍成为一名青少年体操教练，“现在，一二年级的孩子也比较明白事理，应该积极引导他们，让他们多感受项目乐趣，而不是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们。”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从根本上制止暴力。“正因为王磊第一次打伤金某后没有受到严惩，才会在朱某身上旧事重演，现在的处罚力度也不足以让队员对他产生信任。毕竟，他动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爆料人对记者表示，虽然社会对于体育的关注越来越多，能促使运动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但倘若教练“犯错成本”太低，运动员依然是弱势群体，“韩国也出现过排球教练打队员的情况，结果教练被终身禁赛了，我们呢？”

    除了主管部门要对责任人加大惩罚力度外，在张瑞林看来，去除高水平运动队中存在的暴力行为，“还应当强调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即职业化项目规范劳动关系，仍需要举国体制统筹的项目则要进一步明确个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但现实是，周妍所在的某东部省份，“今年工资上调后，全国冠军以下级别的工资不到2000元，如果加上教练打骂式的教育，再落下伤病，当运动员真的不值。”在接受采访前，周妍曾去了一趟动物园，“这是我儿时没有的记忆，我童年的记忆全在体育馆里。”

    本报北京3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