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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28岁的新加坡律师哈利·光耀·李决定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光耀”。他放弃了出生时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敬仰而取的洋名，并且根据华人的传统，把姓挪到名字之前。他将这视为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
只是那时候，他还不会讲华语。
这种矛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亚洲价值观”的人之一。他为新加坡打造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和法律体系，同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自由。作为“左翼民族主义分子”，他消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时要求人民放弃方言。最终，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而英国的评论家们则认为，李光耀以传统中国的文化霸权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当李光耀3月23日逝世后，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了他的治国理念：没有遵循任何教条，是通过实践而来。
他用严刑峻法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李光耀的心中，新加坡是脆弱的：“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晚年他还在书中强调，万一周围的邻国“围剿”，“我们就死定了”。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致力于保持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为了这一点，他可以选择任何在实践中可行的方式。
在新加坡，他独揽大权，拥有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他限制当地的新闻自由，却努力建设廉洁的政治与官僚体系，对腐败毫不容忍。他创建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强制收缴公积金，利用这笔钱建设出了亚洲最好的基础设施，并以这笔远超政府需要的钱款调节着该国的经济。他敞开国门拥抱外资企业，限制工会，大幅度减少了新加坡的失业率。他鼓励外国投资者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准。在他执政的30年间，这个国家的GDP增长了50多倍。
带着如此的矛盾，他成为民主政治世界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即便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光耀将一个资源匮乏的城邦国家建设成了比英国、美国甚至挪威都拥有更高物质水平的国家。
这位老者性格之顽强令世人印象深刻。他被形容为“面无表情，眼神锐利慑人”的那种人，《纽约时报》说他“有着广阔的世界观，明察秋毫、居高临下”；而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则评价他“强悍、充满斗志甚至偏执”。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在一本出版于2012年的回忆录里，李光耀留下了这样的字句，“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面对批评者“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指责，他的回应是：“会有人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吗？”
李光耀不介意表露自己并不那么仁义的一面：“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16世纪著作《君主论》的作者——记者注）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你就毫无意义了。”
他对国民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社论中概括的，“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受到政府的呵护”。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教育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想自己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让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
他用严刑峻法来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管颇受争议，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并不感到厌倦。“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一个更优雅的社会。如果说它是个‘保姆国家’，我会以身为保姆为荣。”
上世纪90年代，两部以底层小人物为主角的新加坡电视剧风行一时，因为采用了不规范的中英文台词，受到李光耀的关注。最终在当时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建议”下，英语剧的主人公去学习班补习英语，中文剧则重新配音，删去所有夹杂了方言的台词。
“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李光耀坚定于自己的意见，并且对是否应该将之推广到整个国家毫不迟疑，“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当他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前新加坡媒体人、现《南华早报》中文网主编郑维回忆自己当年与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的方言政策，李“搬出各种语言学习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恶狠狠”地把他击败，让他“悻悻而归，但心服口服”。
“凡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郑维在微博上写道。
他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
李光耀在2011年宣布从新加坡内阁顾问的位置上退下来，这年他87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时称，对任何一个到了这把年纪的政治家来说，宣布退休都算得上是对事业的告别了，新加坡媒体也都是按这个路数报道的。不过，《经济学人》才不相信这点。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说。毫无疑问，这老头儿会继续一系列活动，坚定不移地告诉大众要继续走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李光耀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教育历程。他相信，在小小的新加坡，民众倾向个人主义会是“危险”的。为此，他派教育部长去美国找到当代儒学学者，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之德、治国之纲等等编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中。
他曾在政治辩论中引述印度尼赫鲁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也不会扯掉自己的衬衫，但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
不过，在执政之后，为防“颠覆”，他关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样出于种种考量，这位律师掌权以后，绕着弯子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
“我嘲笑自己总努力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在87岁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光耀对媒体说。那时，他还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尽力保持体力充沛，并且让国内外的会议和演讲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来访者注意到，只要一与人谈到地缘政治，他就活力四射。
有媒体称，李光耀这辈子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母亲的去世的时候，另一次是新加坡不得不从马来西亚分裂出去的时候，那回，眼看着自己付出全力的事业付诸东流，这个性格强硬的政治家怆然泪下。
他将那形容为自己一生最苦不堪言的时刻。
一些分析家认为，早年的这些记忆，令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下过对新加坡的危机意识。
他不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样在乎民调和民众支持率。他觉得太在意这些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然而该国的选举制度与新闻自由情况，几乎可以确保他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能够持续执政。
他饱受来自各界的批评。如果不是这位律师出了名地爱跟人打官司，也许人们能见到的批评会比现在多得多。
矛盾的是，他对未来的预见常常是对的，尤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被视为那种能够对人提出“没有偏见的明智忠告”的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表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都将李光耀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总之，正是这个顽强而执拗的人，为新加坡一手设计了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主权财富基金制度、双语教育制度等等。不论是否喜欢他，评论家们多少都承认，这些政策有效地稳定住了族群多元、原本可能很难凝聚到一块儿的新加坡社会，并且令当地“居者有其屋”，不论是三轮车夫的儿子还是千万富翁的儿子，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
1988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谈到两年后会把领导位置交给吴作栋时，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宣言：“即使我卧病在床，或者你将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他奉劝那些认为自己会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去检查下大脑”。
他讲话的直白、霸道，个性的强硬曾为他赢得声誉，但到了晚年，从小读着美国杂志成长、自信满满的新一代新加坡选民们，拥有的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价值观。
隐退前的最后几年，作为内阁顾问的李光耀依旧毫无顾忌地发表老调重弹的讲话，使党内同僚不得不跟在他后头使劲儿“灭火”。
在新加坡5年一次的国会大选中，他评论某地区的选民“如果决定朝（对手）那个方向走，那他们将有5年时间来度过和忏悔”，被视为他参与创建的人民行动党输掉该次选举的最主要原因。他在书里指责新加坡的马来族和穆斯林难以融入社会，以至于他的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站出来说，父亲的话并不代表政府观点。
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遭遇了半个世纪来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了政坛。
尽管如此，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坦白地说，我是个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这样，我才可以始终如一，保持自我，不必为什么是最新的时尚、潮流或流行的玩意儿操心。”
他担心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会把新加坡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忧虑，后生们是否已经忘记了先辈的艰辛奋斗，转而像西方社会那样讲求舒适享乐，要求政府照顾：“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只是在晚年，他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于照顾妻子。
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
自2008年起，因为两度中风，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卧病在床。她不能言语，无法动弹，唯神智清醒。每天，他都会花上几个小时陪她说话。有时跟她聊聊工作，有时为她读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者是简·奥斯汀的小说。那都是她的最爱。
多年前，还未改名的哈利·光耀·李习惯了自己在学校中成绩斐然的状态。然而进入高中的第一学期，他发现自己在英文和经济上都落后了——“落在一个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她是这所男校唯一的女生，校长叫她颁奖给我。”
他们在新加坡沦陷时坠入爱河，并在战后相约考取剑桥大学，最终于1947年冬天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注册结婚，没有告知父母。李光耀回忆，自己最初只是“在前莱佛士学院的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她的父母并不看好他，但妻子对李光耀有信心。
相濡以沫一甲子后，柯玉芝离世。葬礼上，李光耀在妻子生前最爱的巴赫乐曲伴奏下，将一支红玫瑰放入其棺中，接着把手贴在嘴唇上，再用它轻抚她的脸颊和额头，然后再以其贴上自己嘴唇。
“在安静的时刻，我会重温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他在写给妻子的悼词中说，“……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他宣布隐退时，《外交政策》杂志曾试图为其政治生涯下一个结论：“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政府永远都存在，对公民有求必应。”
但他们不觉得会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效率，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光耀——再难有一个当代领导人，像他那样自律，同时又有如他一般推行纪律的决心。
那一年，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他依旧个性不改：“我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如今，一代政治巨人走到人生终点。人们在问：如果没有了他，这个国家的成就还会持续下去吗？
他对美国记者引用过一句中文成语：盖棺论定。
“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作评估。”他这样告诉对方，“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本报记者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