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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26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拆迁劳模的上海实验

本报记者 程曼祺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8月26日   09 版)

    张国樑一边开车,一边从车窗里张望路过的街道。每指向一处,他都说:“看那儿,那就是我动的。”

    他说的“动”,指动拆迁。

    他谙熟上海黄浦区这些年的变化:58层的K11艺术购物中心,曾是不到30米高的石库门建筑;绿树环绕的太平湖,过去是一片屋檐相交的弄堂;现在车来车往的瑞金南路,几十年前棚户区如苔藓一般生长。

    59岁的张国樑是上海市黄浦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的总经理,已从事动拆迁工作30年零2个月,今年被评为“全国劳模”。这名劳模首倡“阳光动迁”的理念,试图破解有“天下第一难”之称的拆迁工作。

    上海滩有名的坏人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张国樑出现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动迁基地,和附近弄堂的街坊开“居民座谈会”,讨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顺利的话,几个月后,张国樑将动掉这一片。

    在容纳了300多位居民的大会议室里,张国樑站在中央,前后左右都是伸长了脖子的居民。冷气很足的屋子里,折扇、蒲扇和A4纸仍扇个不停。

    弄堂里的居民对这位“动迁劳模”的评价并不高。这天上午,在一把遮阳伞下,一个中年居民淡淡地说:“张国樑啊,”他一顿,“上海滩有名的坏人。”这句评语立即引来几声附和。虽然在参加座谈会之前,这些居民还未真正见过张国樑,但他在这片已“很出名”。

    会场上闹哄哄的场面和居民的不满情绪,张国樑见得多了。他不管这些,扯着嗓子和居民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从2002年开始,这名专业动拆迁老手,逐渐摸索出一套动拆迁方法,就是“两轮征询”“数砖头”加“套型保底”的模式。这套方法后被上海市政府纳入法规,在全市推广实施,被称为“阳光动迁”。

    在“两轮征询模式”中,搬不搬,由居民说了算。第一轮是让居民投票是否搬迁,当同意的人超过9成时,才会进入下一步的补偿安置协商,“座谈会”就是讨论补偿方案的;第二轮征询指签约,签约率超过85%时,地块才会最终动迁。

    这天下午举行的居民座谈会便是“两轮征询”中的一环。张国樑的习惯是通知到所有拆迁户,连开7天会,并且主打周六和周日,因为这是居民最有空的时间,能保证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得到充分讨论。“这样最实在,不走过场。”他说。

    座谈会在一番吵闹中结束了。张国樑离开后,他在微信上收到了大堆的居民私信,有称他“张总”的,有“久闻大名”的,有叮嘱他早点休息的。

    “场面是惨烈的,内心是理智的。”他笑着总结道,从私信看,很多人还是想搬的。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面临的状况是“场面是惨烈的,内心是崩溃的”。

    最危急的一刻发生在1996年,废墟中,在一座孤零零小屋的窗玻璃上,贴着两行字:“明年的今日,是我的忌日。”两行字之间,有一张拆迁户本人的黑白照片。

    张国樑进屋后,才发现,这人脖子上挂了两个装满汽油的啤酒瓶,面前摆了两个煤气罐,手里拿了个打火机,声称要“和房子同生共死”。

    像这样的极端案例,这名老拆迁工作者,碰到过很多。经过一次次拆迁工作,张国樑有了深刻反思:动迁居民有三怕,一怕过程不透明、二怕补偿不合理、三怕安置房不方便。其中最易引发矛盾的是过程不透明。而“问题就在我们自己”。此后,他提出了“阳光动迁”概念。

    我们不需要通气,我们要平等对话

    在张国樑30年的拆迁工作中,上世纪90年代最不寻常。

    这个时间段中,上海高速发展。拆迁工作,自然是重要但又“影响不好”的工作。

    1995年上海南北高架通车时,领导当众表示:感谢沿线居民的配合,感谢沿线单位的配合,感谢造桥英雄的日夜奋战。一阵鼓掌后,张国樑继续往下听,然后就没然后了。张国樑气坏了:“怎么不提动迁?没有我们的功劳?”

    后来有领导私下对他讲,没办法当众表扬你们,“影响不好”。

    还有一次,张国樑的儿子要在学校表格上填写父亲的职业。张国樑对儿子说,你别填我是搞动迁的,你就填“房地产开发前期工作”。

    不过,让张国樑头疼的不止这些。

    他回忆说,在上世纪90年代,动拆迁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前后不一致,先紧后松。居民逐渐摸出了门道,先走的人吃亏,会闹的多得益。于是出现了大批“钉子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个“不公平的年代”,这名拆迁劳模做得也不公平。那时,他一年可以动掉几个地块,在同行中数一数二。“断水、断电我都做过。给闹的人找麻烦。”张国樑坦言。

    当然,他也不敢像现在一样,大大方方地通知所有的居民来开会,“躲还来不及”。

    1994年,张国樑陪区领导去某小区调研,他刚一下车,就被当地街坊认出来:“这不是说话不算数,让我们先搬的人吃亏的张国樑吗?”大家纷纷围过去,张国樑上车逃走了。

    在这个10年中,城市拆迁从政府统包,变为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由动迁公司一线执行。2001年,张国樑被派到业绩不佳的卢湾区安佳房地产公司任总经理。

    这一年,他开始“自己造药,在自己身上打针”,做动迁实验。次年,这名总经理和医学专家,打下了第一针。

    2002年,张国樑接手了上海瑞金医院宿舍的动迁项目,涉及多位教授和专家级的居民。

    街道办提议找几个代表来开“居民大会”即可,但张国樑邀请了所有住户。这些专家教授来到会场后,敏感地注意到了横幅上的“通气会”三个字:“我们不需要通气,我们要平等对话。”

    专家教授的不满,让张国樑意识到,平等很重要。最后,居民“通气会”变成了“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中,张国樑承诺将所有动迁的方案和标准和盘托出,并且不搞前紧后松的政策。动迁结束后公布每户的补偿方案并接受所有居民的监督。

    这打破了行业潜规则。在此之前,动迁工作中,一直存在部分暗箱操作。“社会上很多人抱着‘大搞大便宜、小搞小便宜、不搞就吃亏’的心态,争当钉子户。”张国樑回忆说。

    甚至有人找他谈判,只要他抬手,多补偿一点,他就立即能拿到好处。

    最终安置补偿方案公布1个月后,61户居民就迁走了60户。“阳光动迁”试水成功。

    2004年,张国樑又开始在43街坊动迁项目中,把赔偿金额明码标价地公布出来,并承诺“前后一致”。不过,这次张国樑有了挫败感。“被骗多年”的居民不相信动迁公司真的会 “前后一致”“阳光普照”,当200多户居民迁走后,剩下的800多户不走了。

    2005年世博园动迁项目中,他给一位以前因老实吃过亏,誓做“钉子户”的居民手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自己若没做到“前后一致”,居民可以起诉他,有效期为10年。这种保证书,后来成了常例,发放给每一位居民。

    当年12月30日,世博园的最后一户居民签约完毕。

    那晚回家前,他在公司附近的面馆里要了一碗“卢湾缩头面”,因为天冷,他加了不少辣椒。

    吃完面上车后,望着滴在玻璃窗上的雨滴,张国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可能是辣的作用,可能是感慨,真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张国樑回忆道。

    在世博园项目的经验上,43街坊的动迁有了新进展,这块地区被规划为地铁线,补偿被提高。2006年,剩下的居民搬迁完毕。这不是结束,张国樑要求给2004年搬走的200多户居民补足差额。虽然最后钱没补全,但张国樑称居民喜出望外。“这些老百姓真的很好。”张国樑感叹。

    吵没关系,就怕没人来吵

    搞了30年拆迁工作,张国樑熟知其中的每一个环节。而最关键的,则是“透明”。

    他向所有居民公开自己的手机号。如今他存了2000多个号码,有1000多个微信好友,每次换手机都选内存128G以上的。

    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透明。征收事务所即将上线的手机App也叫“透明在线”。

    张国樑还想更“透明”。在今年7月份给黄浦区区长的一封信中,他提出要让动迁安置费用的预算和审计结果达到一致,全程安排审议委员会监督。做到说给多少钱,最后就实际给多少钱,不少不多。

    8月中旬的这次座谈会前,有居民议论:“张国樑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房子!”

    这名拆迁公司经理也不回避这个问题,特意带记者路过了自家的3处房产:一处是1997年单位分的房子,是张国樑自己的住处。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是他在上海市重点工程竞赛中立功后,政府奖励的。还有一处是张国樑购买的集体房,现由儿子一家居住。

    “为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待居民?因为我们没有做亏心事。”张国樑说。

    他称自己爱“扎台型”。“扎台型”是上海方言,指这人爱揽事儿,以证明自己很厉害。

    他招聘大学生团队做一线经办人,开发可供居民查询邻居安置情况的“房屋征收公示系统”。

    座谈会上的居民,爱“挑刺”。大到国家层面的最新拆迁政策,小到附近地区的补偿方案,这些每天在巷子里做饭,在弄堂里提马桶的住户摸得门儿清。为了座谈会,较真的居民自学了大量法规。

    对着这些“半个专家”,张国樑应答自如,他不用看条款,也能背下来大部分细则说明。包括阁楼的面积到底该怎么算,就近安置的具体含义,房源公示的规范要求……

    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诸多质疑。“你去网上看,说我好的坏的都有。有人跟我说有办法把它删了,我说不要,就放着,这就是真实,这就是我!”他说。

    对于8月中旬举行的这种座谈会,他乐此不疲:“吵没关系,就怕没人来吵。”

    在目前运行的这个项目中,张国樑提高了“两轮征询”的标准。根据现有规定,第二轮征询需要85%的居民签约,才能动迁。而张国樑要把这个数字做到“90%”。

    这一次,张国樑也不知道,他的“新药”能否成功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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