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劳模的上海实验

    张国樑一边开车，一边从车窗里张望路过的街道。每指向一处，他都说：“看那儿，那就是我动的。”

    他说的“动”，指动拆迁。

    他谙熟上海黄浦区这些年的变化：58层的K11艺术购物中心，曾是不到30米高的石库门建筑；绿树环绕的太平湖，过去是一片屋檐相交的弄堂；现在车来车往的瑞金南路，几十年前棚户区如苔藓一般生长。

    59岁的张国樑是上海市黄浦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的总经理，已从事动拆迁工作30年零2个月，今年被评为“全国劳模”。这名劳模首倡“阳光动迁”的理念，试图破解有“天下第一难”之称的拆迁工作。

    上海滩有名的坏人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张国樑出现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动迁基地，和附近弄堂的街坊开“居民座谈会”，讨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顺利的话，几个月后，张国樑将动掉这一片。

    在容纳了300多位居民的大会议室里，张国樑站在中央，前后左右都是伸长了脖子的居民。冷气很足的屋子里，折扇、蒲扇和A4纸仍扇个不停。

    弄堂里的居民对这位“动迁劳模”的评价并不高。这天上午，在一把遮阳伞下，一个中年居民淡淡地说：“张国樑啊，”他一顿，“上海滩有名的坏人。”这句评语立即引来几声附和。虽然在参加座谈会之前，这些居民还未真正见过张国樑，但他在这片已“很出名”。

    会场上闹哄哄的场面和居民的不满情绪，张国樑见得多了。他不管这些，扯着嗓子和居民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从2002年开始，这名专业动拆迁老手，逐渐摸索出一套动拆迁方法，就是“两轮征询”“数砖头”加“套型保底”的模式。这套方法后被上海市政府纳入法规，在全市推广实施，被称为“阳光动迁”。

    在“两轮征询模式”中，搬不搬，由居民说了算。第一轮是让居民投票是否搬迁，当同意的人超过9成时，才会进入下一步的补偿安置协商，“座谈会”就是讨论补偿方案的；第二轮征询指签约，签约率超过85%时，地块才会最终动迁。

    这天下午举行的居民座谈会便是“两轮征询”中的一环。张国樑的习惯是通知到所有拆迁户，连开7天会，并且主打周六和周日，因为这是居民最有空的时间，能保证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得到充分讨论。“这样最实在，不走过场。”他说。

    座谈会在一番吵闹中结束了。张国樑离开后，他在微信上收到了大堆的居民私信，有称他“张总”的，有“久闻大名”的，有叮嘱他早点休息的。

    “场面是惨烈的，内心是理智的。”他笑着总结道，从私信看，很多人还是想搬的。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面临的状况是“场面是惨烈的，内心是崩溃的”。

    最危急的一刻发生在1996年，废墟中，在一座孤零零小屋的窗玻璃上，贴着两行字：“明年的今日，是我的忌日。”两行字之间，有一张拆迁户本人的黑白照片。

    张国樑进屋后，才发现，这人脖子上挂了两个装满汽油的啤酒瓶，面前摆了两个煤气罐，手里拿了个打火机，声称要“和房子同生共死”。

    像这样的极端案例，这名老拆迁工作者，碰到过很多。经过一次次拆迁工作，张国樑有了深刻反思：动迁居民有三怕，一怕过程不透明、二怕补偿不合理、三怕安置房不方便。其中最易引发矛盾的是过程不透明。而“问题就在我们自己”。此后，他提出了“阳光动迁”概念。

    我们不需要通气，我们要平等对话

    在张国樑30年的拆迁工作中，上世纪90年代最不寻常。

    这个时间段中，上海高速发展。拆迁工作，自然是重要但又“影响不好”的工作。

    1995年上海南北高架通车时，领导当众表示：感谢沿线居民的配合，感谢沿线单位的配合，感谢造桥英雄的日夜奋战。一阵鼓掌后，张国樑继续往下听，然后就没然后了。张国樑气坏了：“怎么不提动迁？没有我们的功劳？”

    后来有领导私下对他讲，没办法当众表扬你们，“影响不好”。

    还有一次，张国樑的儿子要在学校表格上填写父亲的职业。张国樑对儿子说，你别填我是搞动迁的，你就填“房地产开发前期工作”。

    不过，让张国樑头疼的不止这些。

    他回忆说，在上世纪90年代，动拆迁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前后不一致，先紧后松。居民逐渐摸出了门道，先走的人吃亏，会闹的多得益。于是出现了大批“钉子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个“不公平的年代”，这名拆迁劳模做得也不公平。那时，他一年可以动掉几个地块，在同行中数一数二。“断水、断电我都做过。给闹的人找麻烦。”张国樑坦言。

    当然，他也不敢像现在一样，大大方方地通知所有的居民来开会，“躲还来不及”。

    1994年，张国樑陪区领导去某小区调研，他刚一下车，就被当地街坊认出来：“这不是说话不算数，让我们先搬的人吃亏的张国樑吗？”大家纷纷围过去，张国樑上车逃走了。

    在这个10年中，城市拆迁从政府统包，变为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由动迁公司一线执行。2001年，张国樑被派到业绩不佳的卢湾区安佳房地产公司任总经理。

    这一年，他开始“自己造药，在自己身上打针”，做动迁实验。次年，这名总经理和医学专家，打下了第一针。

    2002年，张国樑接手了上海瑞金医院宿舍的动迁项目，涉及多位教授和专家级的居民。

    街道办提议找几个代表来开“居民大会”即可，但张国樑邀请了所有住户。这些专家教授来到会场后，敏感地注意到了横幅上的“通气会”三个字：“我们不需要通气，我们要平等对话。”

    专家教授的不满，让张国樑意识到，平等很重要。最后，居民“通气会”变成了“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中，张国樑承诺将所有动迁的方案和标准和盘托出，并且不搞前紧后松的政策。动迁结束后公布每户的补偿方案并接受所有居民的监督。

    这打破了行业潜规则。在此之前，动迁工作中，一直存在部分暗箱操作。“社会上很多人抱着‘大搞大便宜、小搞小便宜、不搞就吃亏’的心态，争当钉子户。”张国樑回忆说。

    甚至有人找他谈判，只要他抬手，多补偿一点，他就立即能拿到好处。

    最终安置补偿方案公布1个月后，61户居民就迁走了60户。“阳光动迁”试水成功。

    2004年，张国樑又开始在43街坊动迁项目中，把赔偿金额明码标价地公布出来，并承诺“前后一致”。不过，这次张国樑有了挫败感。“被骗多年”的居民不相信动迁公司真的会 “前后一致”“阳光普照”，当200多户居民迁走后，剩下的800多户不走了。

    2005年世博园动迁项目中，他给一位以前因老实吃过亏，誓做“钉子户”的居民手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自己若没做到“前后一致”，居民可以起诉他，有效期为10年。这种保证书，后来成了常例，发放给每一位居民。

    当年12月30日，世博园的最后一户居民签约完毕。

    那晚回家前，他在公司附近的面馆里要了一碗“卢湾缩头面”，因为天冷，他加了不少辣椒。

    吃完面上车后，望着滴在玻璃窗上的雨滴，张国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可能是辣的作用，可能是感慨，真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张国樑回忆道。

    在世博园项目的经验上，43街坊的动迁有了新进展，这块地区被规划为地铁线，补偿被提高。2006年，剩下的居民搬迁完毕。这不是结束，张国樑要求给2004年搬走的200多户居民补足差额。虽然最后钱没补全，但张国樑称居民喜出望外。“这些老百姓真的很好。”张国樑感叹。

    吵没关系，就怕没人来吵

    搞了30年拆迁工作，张国樑熟知其中的每一个环节。而最关键的，则是“透明”。

    他向所有居民公开自己的手机号。如今他存了2000多个号码，有1000多个微信好友，每次换手机都选内存128G以上的。

    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透明。征收事务所即将上线的手机App也叫“透明在线”。

    张国樑还想更“透明”。在今年7月份给黄浦区区长的一封信中，他提出要让动迁安置费用的预算和审计结果达到一致，全程安排审议委员会监督。做到说给多少钱，最后就实际给多少钱，不少不多。

    8月中旬的这次座谈会前，有居民议论：“张国樑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房子！”

    这名拆迁公司经理也不回避这个问题，特意带记者路过了自家的3处房产：一处是1997年单位分的房子，是张国樑自己的住处。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是他在上海市重点工程竞赛中立功后，政府奖励的。还有一处是张国樑购买的集体房，现由儿子一家居住。

    “为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待居民？因为我们没有做亏心事。”张国樑说。

    他称自己爱“扎台型”。“扎台型”是上海方言，指这人爱揽事儿，以证明自己很厉害。

    他招聘大学生团队做一线经办人，开发可供居民查询邻居安置情况的“房屋征收公示系统”。

    座谈会上的居民，爱“挑刺”。大到国家层面的最新拆迁政策，小到附近地区的补偿方案，这些每天在巷子里做饭，在弄堂里提马桶的住户摸得门儿清。为了座谈会，较真的居民自学了大量法规。

    对着这些“半个专家”，张国樑应答自如，他不用看条款，也能背下来大部分细则说明。包括阁楼的面积到底该怎么算，就近安置的具体含义，房源公示的规范要求……

    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诸多质疑。“你去网上看，说我好的坏的都有。有人跟我说有办法把它删了，我说不要，就放着，这就是真实，这就是我！”他说。

    对于8月中旬举行的这种座谈会，他乐此不疲：“吵没关系，就怕没人来吵。”

    在目前运行的这个项目中，张国樑提高了“两轮征询”的标准。根据现有规定，第二轮征询需要85%的居民签约，才能动迁。而张国樑要把这个数字做到“90%”。

    这一次，张国樑也不知道，他的“新药”能否成功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