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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继新一次工业革命元年、大数据元年、“互联网+”元年后，2015年又多了一顶“国产科幻片元年”的帽子。这顶帽子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刘慈欣戴上去的，一来在于他的5部作品即将被搬上银幕，史无前例地掀起中国影视界对于科幻作品的改编浪潮；二来他的经典作品《三体》斩获世界科幻小说大会雨果奖，这一被称作中国科普科幻事业的标志性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于科幻作品的关注。
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将迎来科普科幻创作发展的春天。这并非无迹可寻，比如来自国家领导人的重视，9月中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与科普科幻创作者代表座谈，这一鲜见的举动被一些媒体解读为科幻事业有了国家层面的背书，即将迎来新的局面。在近日由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幻艺术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这样的说法也被频频提及。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科幻春天的提法为时过早，毕竟，科幻作品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也有其一定的成长路径，正如已在科幻影视道路上探索了十多年的导演沈悦所言：“刘慈欣获奖是个案，在这股热潮之下，科幻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其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手撕鬼子”，打得再刺激也称不上科幻
几乎所有的科幻迷都能预料到，2016年，我国的科幻电影将会迎来扎堆式的上映景象，其效果如何尚需些时日方能见分晓，但在沈悦看来，纵览此前的科幻片市场，可以说，我们未曾有过自己真正本土的科幻大片，一些所谓的科幻片只不过是魔幻、玄幻，是伪科幻。
缺少好的剧本、好的文本创作是一大原因。沈悦曾在一个拍戏现场做指导，有人跑过来问他，“沈老师，这场戏究竟要怎么打？”沈悦一听急了，“要符合事物的基本物理原理，千万不要弄出手撕鬼子这样的情节。”
沙龙主持人沈悦忍不住向自己的行业“开炮”。“现在有些导演纯粹希望靠钱‘砸’出一部好的科幻片，国内技术不行，于是就请国外一流的制作团队，结果给了别人钱，也锻炼了别人的队伍”，最终造出来的，也是一堆烂片。
这种已屡见不鲜的“新拿来主义”，从根儿上还是要归咎于当前影视业不甚理想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积累。沈悦毫不客气地说，不少进军科幻产业的影视界人士，“就像我们常看到的，一些没把握考大学的高中生才去读艺术院校，这直接影响到科幻片这样知识含量密集的类型片制作”。
沈悦也常常问，“为何中国演员在银幕上能逼真地表演草根，但几乎没有人能出色地扮演科学家？”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缺乏多年教育所形成的修养。正如在技术上，外国科幻片团队制作飞船内景，可以讲出每条管道有什么作用，而国内道具师只能根据人家的画面进行粗糙模仿。
北京天文馆美术设计、科幻画家喻京川对此也有同感，他对比分析国内外的科幻美术界现状发现，国外设有专业类大奖，并有一批科幻美术家源源不断地进行创作，而在国内，当人们提起科幻美术时却拿不到够格的作品，人们甚至从没有听说过科幻美术这一概念。事实上，科幻文学和科幻美术几乎起步于同一个时期，但现在科幻美术已经远远落在了科幻文学后面。而这说到底也是人才培养出了问题，年轻人才的出现没有跟上。
科幻界人才的青黄不接问题堪忧
遗憾的是，科幻界似乎正在失去年轻人。
在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座谈时，刘慈欣提到了一个数据，他说，当前我国从事科幻文学创作且有一定代表性和知名度的算下来也就三五十人，其中大多为业余作家，职业作家少之又少，整个科幻创作队伍十分薄弱。
科幻小说作家凌晨也有同感，在前段时间的一次由《科幻世界》组织的笔会上，她发现，受邀前来的科幻作家们，目前仍坚持在一线创作、比较活跃的也就十来位，还都是熟面孔。而老一批科幻作家中，如王晋康、刘慈欣、韩松等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往往给人一种孤军奋战的苍凉感。
如今的科幻界，处在新老作家交替的时期，却遭遇人才青黄不接的难题，在凌晨看来，老的科幻作家，有的在养家糊口面前选择了放弃，有的选择了业余创作，有的渐渐失去了写作热情，而在科幻热的浪潮下，一拥而上的青年作家，则尚未拿出足够成熟的作品。
“脑洞不够大，缺乏想象力，故事不好看……”凌晨以一些大学生的科幻小说创作为例说，尽管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这些人是最富创造力和活力的群体，但他们所展现出的创作，却不尽如人意：他们往往难以找到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切入，在故事情节上也缺乏想象力，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拘谨。
她看过一位大学生写的作品，里面充斥着诸如“虚拟键盘”、“冰冻遗体”这样的词，这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不是新鲜事物，但作家们却将其当作未来科技的产物写进作品。
虽然这些大学生作者在悬疑、玄幻、魔幻等因素的运用和操作上十分拿手，然而，仅有这些因素的作品实在称不上是科幻。沈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到底，还是缺乏科技前沿知识的了解，对科学研究也缺乏系统认知。
更遗憾的是，沈悦发现，年轻一代的科幻作家，往往缺乏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关怀，他们的作品中只关注“小我”，“尽管有些想法的确比较奇特，但更多的是耍小聪明，而真正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从来都是关注人类的命运、科技的未来，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以及有关人性的思考。”这也是为何刘慈欣的《三体》受到巨大欢迎，用当下流行的话说，这部科幻作品处处戳在了科技伦理和人类命运的痛点上。
“无土栽培”的科幻世界产出的多是些“复制综合体”
也因此，科幻作家刘健呼吁，趁着科幻再现热潮的当下，相关部门应考虑建立与之相符的人才培养体系，社会组织也可更多地设立科幻类奖项，鼓励、引导青年创作，发掘、培养青年作家。目前来看，科幻界公认的奖项，无非是银河奖与星云奖，而仅靠这两个奖项的覆盖面，对年轻作家是很难起到激励作用的。
如果说增加奖项，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那么，开辟更多阵地，对科幻界则有着“雪中送炭”的意味。
用刘健的话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科幻这块薄田上，只有《科幻世界》这一个守望者，而网络据点也是凤毛麟角，三五家，不成气候。
科幻奇幻小说作家王宁对此颇有感触，有一次，她的作品因故没能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便将作品从科幻风格生生扭成言情类、奇幻类，换一种更为通俗、大众的风格，发表在其他文学类的刊物上。在她看来，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对科幻的一种伤害。
科幻阵地的缺失，并非“一日之寒”所造成的。从1979年就开始从事科幻创作的董仁威记得，1984年我国科幻界迎来了一场“灭顶之灾”——科幻文学创作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打上了精神污染的烙印，从此进入低迷期，如今的科幻也是从那时慢慢成长起来的——但对于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孩子来说，后天的成长健康，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奢望。
科幻界的生存土壤似乎一直不甚乐观。沈悦说，国内教育环境长期束缚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即使有些孩子对科幻感兴趣，他们刚刚拿出科幻小说来，想要痛快阅读一番，下一秒应该就会被家长以耽误学习为由没收，于是兴趣被扼杀。
在沈悦眼中，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接受的知识往往是家长事先咀嚼过的，好不容易从中出现了一个作家，其作品也多是从大人和传统世界里拷贝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成人范式的复制综合体。
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饿着肚子也要看科幻小说，沈悦说，现在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升了，反而探索科学的热情却在降低。试问，大人们有多少真正关心科学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