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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踏进“鲁迅主题教室”的学生都会被黄娟引到后墙，那里展示了一个与固有观念不一样的鲁迅，其中有作家的朋友们、追随者和反对者对鲁迅的各种好评与差评，也有被戴在他头上的几十顶“帽子”，比如“鲁总司令”“一名小兵”“圣人”“孺子牛”。
这里显示的矛盾与冲突是一场探险之旅的开始。黄娟喜欢对新生们说：“欢迎你，精神世界的探险者！”
她是北京十一学校的语文教师，所开设的选修课《问题·鲁迅》，源于她读博士期间研究的领域。20多年前的黄娟，在江苏一所中学教语文，是另一种状态，“像一个屠夫”，把课文一篇篇地肢解。
如今，语文教育的整体状况并没有变得更乐观，几乎每年的高考，都会引来对它的激烈批评，罪状之一是教人变得虚情假意。黄娟例举北京考生的作文说：“它们看起来技能娴熟、视野开阔，但很难找到打动人的地方，充斥着空洞的，甚至虚假的表达。”她在学生身上，也能看到某种分裂：他刚在作文中写要如何如何关心别人，转身回到生活中，却变得肆无忌惮。
“只有真实才能拨动人的心弦。”黄娟哀叹，长期的应试作文，让许多孩子失去了真实表达的能力。20多年前，黄娟意识到了语文教育的不正常，但她“被压在水泥板下面，不知道出路在哪”。
而在十一学校，她试图出一条不同的路来。“真实是我教学的生命。” 她请书法高手撰写她的这些教育主张——声发自心、立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把它们张贴在教室醒目的位置。
黄娟不在乎学生学了多少篇鲁迅作品，会用多少句他的原话，“哪怕就学一篇，但是，它要和你的生活发生关联，这就是我确立的原则”。她撰写的选修课教材分为两部分：“被‘鲁迅’”与“在真实中生活”。即便在语文必修课上讲孔孟，她也要把学生从2000多年前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她注重素材积累，引导学生分析文本中的细节，把它们涉及的话题一一列出来，“总有一款适合你”，学生便带着各自选择的主题，去寻找现实中的案例。
她解读祥林嫂，为什么祥林嫂这样一位家务市场的 “白骨精”本应该有资格、有能力活得更好，却落魄而死？通常的结论会说，这是礼教杀人。但这不是黄娟关注的重心，她希望借此帮助同学们看到，一些过程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她接连抛出问题，来启发学生：假如说，柳妈告祥林嫂，你死后要被两个死鬼丈夫锯开，而祥林嫂回她一句“有你什么事吗”，结果会怎样？时空穿梭机出了问题，麦当娜被滞留在了鲁镇，微博名人柳妈去采访她：你在演唱会上怎么做出那么不雅观的造型？听说你跟很多男性有不正当的关系，是真的吗？麦当娜会怎么回答？假设那时候有互联网，祥林嫂会翻墙，又会怎么样？
黄娟说：“只有把它们日常化，生活化，让它们具体可感，才能击中学生的内心，否则，学完课文，你还是你，祥林嫂还是祥林嫂。”
这位女教师意识到，长期知识至上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被捆绑，让人的脑子结块，无法触类旁通。所以，她要破除各种套子对学生的束缚，松动板结的土壤，强烈反对不假思索即把任何外在的教诲当做自己的标准。
黄娟在北师大读博士期间，加入了学生社团“农民之子”，并受学者林贤治之邀主编《农民！农民！》一书，该书的宗旨就是要让农民自己发出声音。她采访了杜润生、温铁军等人，并深入北京西直门立交桥的工地和苏北的农民合作社等地，了解农民的处境。
这段经历为黄娟的从教确定了一个重要的路径：不是从书斋出发，不是从主义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不管任何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你都要先找到问题，而不能轻信”。
这位20多年前的“屠夫”，对自己的定位是“点燃”，即帮助学生自我启蒙。因此，“我的课程就要去标准化，去道德说教”。“我没有我的观念要传达，我也不想借这个课程来强调某一个人的观念。我会尽量地做到，在呈现某种观念的时候，同时会呈现相反的或者对应的观点。”她说。
黄娟自称“黄药师”。一位女生在文章中对她有这样的描述：“透着几分‘怪’气，再加上骨子里的几分洒脱，令人难忘。她穿衣，从不见花红柳绿的绚烂，但见青黛色、棉麻质地，似乎为她染上几分墨气；她行走，随着步伐起落，宽荡荡的裤腿‘嗖嗖’地颤抖着，而她本人却不予理睬，径自走着，快步如风。”
在学生任波儿看来，这位说话直来直去的老师特别希望打破一些固有的东西。有时上课，她会觉得桌子太局限了，“咱们把桌子推到后面”，所有人围坐在地毯上，“感觉特别好”。一次讨论话剧，黄娟要求大家别穿校服，她觉得校服也是一种局限，把师生区分开来，不利于平等交流。
她爱书如命，觉得一天不读书，怎么能睡觉呢？在学生不断要求推荐书目的情况下，才“仅供参考”。社会上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她会提醒同学们关注，但不给出明确的观点，“不希望用老师的想法来干涉学生”。
黄娟很感性，一篇文章读着读着情绪就会很激动，但遇到某个学生表达了她所反对的观点，又能避其锋芒，不正面争论。“有的时候我们与学生争论，不是捍卫观念，而是捍卫面子。”她说，“你不是为了说服他，是为了帮助学生思考。”
这位女博士对独立思考的极其在意，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生阙恩娜回忆她讲《套中人》的情形：“将那个囚禁人们的牢笼一一显形，最末，她问：‘那我们又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读这些书？’停顿了一会儿，随即用双手划了好大一个圈，又逐渐缩成一小团，最后凝成芝麻般大小，‘就是为了哪怕一丁点儿的思想啊！’话语之中听得出她的无奈与急切。”
但是黄娟对崇拜思想的言行又是警惕的，有学生说“思想很重要，我们靠思想活着”。黄娟便会“断他的后路”，告诉他纳粹主义也是一种思想。
黄娟如此看重表达，以至于她不会介意学生们在她上课时说话，“她可能发火是因为大家太闷”。她尝试过各种激发学生表达的努力。曾截取学生们的各种生活片段，把它们漫画化，让学生来看自己的生活，形成了有上百幅漫画的“恐惧卷”。
她在高三年级任教时还大量选择、整理、印发时评。她把那些有“活的气息”的文章发下去，连一些不爱读书的理科生都追着她问：下一期什么时候发？她还参与发起、组织公开辩论赛，每学期至少4场，“观者云集”。
最近，她又与学生合作开设微信公众号“真实表达”，鼓励学生们在这个类似广场的地方负责任地言说。
她把表演和戏剧引入了语文课堂。当学生们的眼前不再只有为高考而学的知识，开始被具体的一个人、一件事所触动时，该怎样继续强化这种感觉，黄娟认为戏剧是很好的方式。
选择课本中的一个场景予以再现，是在鲁迅主题教室里经常上演的一幕。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门课的期末考试方式：排演一部剧。每位同学表达梳理各自的想法、确定剧组中的角色、打磨剧本、准备音乐服装道具，直至最终的表演，大约会占去这门选修课一半的时间。教师在其中不会干预情节走向与主旨设定。
一位名叫李卓亭的女生在课程结束后写道：“我们小组5个人，将每个人的故事化为整部剧的一部分，合成一部以未庄、未城为背景的大戏。大家在课上课下不断讨论修改，意欲向观众表达，现在看似‘开明’的未城，与百年前的未庄相比，人们的思想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所有人都遮蔽过错，所有人都看上级脸色办事，所有人都将心中的真实想法埋在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座城市，表面再光鲜，内部也是腐朽的。”
任波儿有感而发，写下《如果鲁迅穿越到我身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拿起茶杯走到窗边说：如果学校不能保护学生的思想要学校何用，如果高考不能表达心声要作文何用！”
刘晓光在上这门课之前，认为表达是自己永远不能触及的领域。他看到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不愿为之生气浪费时间和有限的大脑”。后来，他开始渐渐关注社会上的问题。“最近，我又不在乎社会了，关乎的更多的是人。”他说，只有一个人在变化，社会才会变，而不是通过让社会变化引领人们求变。
这门课最初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第二年就吸引了20多人，逼近十一学校对教学班人数的上限：24人。还有学生多次选修她的课。黄娟常常在教学楼的灯光熄灭后才离开，连孩子的高三都少有时间陪伴。当孩子查询高考分数，显示成绩不错时，她忍不住嚎啕大哭。但和20多年前绝望的痛苦不一样的是，“这是一种走向新生的痛苦”。
“她以前不怎么跟同事交往，但我看到她为了这件事，广泛地跟很多人交往，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很执着。”同事沈静说，她寻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对语文教学挺有启发的道路，让学生对生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这两年，黄娟正逐步把她在选修课的探索，比如戏剧表演等，运用到语文必修课上。
这个寒假一开始，黄娟就飞到深圳，跟随有“教育戏剧第一人”之称的李婴宁学了7天的教育戏剧，她在发给记者的微信语音中难掩兴奋之情：“我在这里找到了高效的、让学生安全的、稳步推进的，把碎片的知识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成故事的方式，学到了很多能把抽象的思想化为具象的呈现方式，如身体雕塑、空间雕塑、建构时间和情境等。”
但任波儿还是能感觉到黄老师在必修课上的“分裂”。“她很希望我们真正做到声发自心，但同时又要兼顾高考成绩，有时候她会先给我们讲一遍怎么拿高分，之后又忍不住说，这样思考才比较正确。”但任波儿说，黄老师是她见过做最大尝试的老师，把应试教育压缩到了最低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