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新欧”取得惊人成功,带出新的热潮,中国城市开往欧洲的班列如今超过了20条线路。“渝新欧”不仅是其中的“先行者”,也是 “主力军”。
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漆丹介绍,“渝新欧”并非“一路高举高打”而来,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探索和艰难起步。
2011年年初,班列正式开通,却影响不大。“非常艰难,货很少。”漆丹介绍,2013年以前全是重庆本地货源,3年里,IT产品所占比重分别高达95%、92%和90%。“那几年几乎等同于为惠普、宏碁、华硕等几家IT企业巨头‘私人定制’的‘专列’”。
第二个阶段起始于2014年4月18日,开通了公共班列。
2012年4月12日,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中国铁路、俄罗斯铁路、德国铁路、哈萨克铁路、重庆市政府“四国五方”共同组建而成。
显然,该举措意义深远,各国由此形成了利益分享机制——毕竟,跨国的线路所出现的问题,跨国的公司更容易解决。
公司成立后,注入“公共”的元素,尝试为所有企业服务,致力于成为“全国的‘渝新欧’”。
2014年10月31日,班列第一次使用中国与亚欧大陆铁路运输的 “统一运单”。
冬季,班列将穿越严寒,有时会低至零下40℃,公司开发出世界惟一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冬季货运列车“保温箱”,区别于柴油恒温箱,能确保班列全年不间断开行。
2013年7月,“渝新欧”正式启动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显著提升了通关效率。
2014年4月8日,班列开始固定开行。“固定”意味着常态化运行,服务商家可预先安排市场营销计划和商品物流方案。
同年9月1日,国际邮包试运成功,渝新欧由此打破了坚冰——此前,“在国际铁路直通货物联运中不准运送邮政专运物品”的“禁令”,已被铁路合作组织沿用了58年。
西部内陆首个整车进口口岸——重庆铁路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也通过验收,渝新欧能让欧洲进口车快速运抵重庆,车商开辟出新的财富通道,购车者能比过去早1个月坐上爱车。
逐步走向成熟的“渝新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当地时间2014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德国杜伊斯堡港时,亲自迎接“渝新欧”班列。
2015年下半年以后,“渝新欧”开始进入更高水平的第三阶段。
“我们要争取实现货量的大幅度增长、去回程班列的相对匹配;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抓手,在跨境电商、整车进口以及促进咖啡交易中心发展等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实现重庆产业的大发展。”漆丹说,“最终实现创新渝新欧、开放渝新欧、使命渝新欧、畅通渝新欧的目标。”
2016年1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重庆市两江新区果园港,得知渝新欧班列运营情况良好后很高兴,要求重庆完善各个开放平台,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问世当年,“渝新欧”仅17班;此后的两年,都只有40多班;2014年,突破100班;2015年,达到257班。
截至今年2月25日,“渝新欧”已经累计开行526班。运量的攀升意味着运价的下降,也意味着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刚开通时,“渝新欧”的箱公里运价约为1美元,换言之,一个集装箱的全程运价约1.1万美元。此后,箱公里运价先后降为0.8、0.7、0.6美元,而今还在争取更低的运价。
由此,从重庆到欧洲,“渝新欧”的运价成本与海运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时间更短、效率更高。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渝新欧”的不断“进阶”,重庆完成了更为系统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安排。
“渝新欧”现已非常规范,定起点和终点、定运行路线、定运行时间、定运输内容、定运输价格,全程口岸和站场的滞留时间不超过60小时。并已实现去程班列每周一、四、六固定开行,回程定期开行。
通关一度是跨国货运的最大难题。但“渝新欧”运载的货物在始发站报关查验后,实现了“信息互换、监管互任、执法互助”。
在检验检疫、保税商品展示交易等方面取得的突破,驱使全球经济要素、市场需求加速向重庆汇集。
以“渝新欧”始发站团结村、长江寸滩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3个交通枢纽为基础,重庆陆续获批了3个保税区和4个国家一类口岸,从而打造了国内唯一的“三个三合一”开放平台,形成了水陆空立体开放格局。
自此,在跨国物流的版图上,重庆由“毛细血管”成为“大动脉”,千百年的出海困局得以破解。
“十二五”期间,重庆进出口总额增长5倍多,每年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稳居全国前十、中西部第一,超过26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重庆落户。
这条线路还成为高附加值商品的宠儿,去程货品主要是笔记本电脑、通讯、高科技智能产品;回程货品则主要是汽车零配件、汽车整车、奶制品、食品等。
其合作商家包括ABB、巴斯夫、惠普、宏碁、爱立信、东芝、富士康、华硕、福特等“大腕儿”。
“其优势在于,比海运时间短,比空运价格低。”漆丹说,其价格比空运便宜1/5~1/4;而中欧海运从港到港至少一个月,渝新欧“门到门”则是14天。
“心灵的互通要从交通做起,从人的交往做起。”漆丹说,渝新欧贯通的不仅是商品运输通道,更重要的是人、物、思想和文化上的来往,“有经济、政治、文化的效应”。
本报记者 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