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往往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了结,而了结之后又留有许多秘密。苹果与FBI的撕扯就是一例。
2015年12月2日,美国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一起枪击案,14名平民被枪杀。凶手是巴基斯坦裔法鲁克夫妇,被定性为恐怖袭击。FBI找到法鲁克的一部苹果手机,但无法获得信息,遂要求苹果公司提供解锁方法。
那个掩盖在乔布斯光环下的库克怎么办?他高调拒绝了。这事牵扯到美国人的两大敏感词:公民隐私,国家安全。不黑即白,不可和谐。
苹果CEO库克高举高打,在公开信中说:我们反对FBI的要求,是出于对美国民主深深的尊重和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尽管我们相信FBI是善意的,但是我们担心这种要求恰恰会破坏我们的政府所想要保护的自由。我们要做的这次抗争,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客户,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走到了这样一个诡异的处境,要为公民权利与政府对抗。政府才应该是那个为公民权利而战的主体,现在本末倒置了……
库克就差哭了:我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
FBI反唇相讥:你苹果以前是很顺从的嘛,从2008年以来,苹果一共收到了70次法庭令,要求苹果提供类似的手机解锁协助,苹果都从命了,怎么这回犯起横了?2013年6月,斯诺登提供给《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的美国安全局(NSA)的报告显示,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AOL、Skype及苹果等9家美国主要科技公司一直都在向美国国安局、FBI提供储存在公司内部服务器上的数据,包括音视频、照片、邮件和文件等。
苹果为何突然倔起来了?确如猜测的那样,苹果在做公关秀,打造自己保护公众隐私的好汉形象。但为什么是在此时?以前干什么去了?因为,此时苹果的发展已到拐点,甚至在中国市场也出现滞涨。苹果不得不拼死一搏。
对这场撕扯,美国民众是怎么个态度?我们中国人一般的印象是,美国人个人主义严重,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机构和公权力,时刻保持警惕。所以,公众一定会对美国政府机构群起而攻之——虽然FBI口口声声表示,这次要求苹果开后门只会用于破解法鲁克的手机,但谁能保证FBI以后不会借助这个系统,肆无忌惮地侵入更多嫌犯、异议者乃至普通人的手机?斯诺登爆出的美国当局的监听项目就是前科。
据说,在Business Insider之类大众网站上,尚能看到一些批评和讽刺苹果的留言,但在《纽约时报》这样以精英读者为主的网站上,大部分留言对苹果的做法表示了支持。但这只是“据说”,而来自皮尤调研的结果显示,51%的人认为苹果应该配合,只有38%的人认为苹果不应该这样做。
如果皮尤的调研更能代表民意,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当经营状况紧张时,苹果选择了抗拒政府,以赢得用户;但同样出于对安全的担心,民众却倾向配合政府,趋于保守。苹果的选择是否适得其反?是鸡对鸭说?
在苹果和FBI撕扯了两个多月后,法官出场了。2月16日,美国联邦法院加州河滨地区法庭法官谢瑞·皮姆发布命令,要求苹果提供解密软件,帮助FBI调查法鲁克的手机。苹果不服,要求法庭撤回命令。接着,2月29日,在另一桩毒品案中,联邦法院纽约东区法庭法官奥伦斯坦公布一份长达50页纸的判决书,称联邦政府无权强制苹果公司解锁涉案手机。奥伦斯坦还指出,此事应该由国会而不是联邦法院的法官来解决。
美国是案例法系国家,如果两个法官的判决都生效了,该遵循哪一个案例?
正当此时,不可思议的结果出来了。3月29日,美国司法部提交法庭文件称,已成功破解法鲁克的苹果手机,不再要求苹果协助解锁了,求人难呀。据说,成功解码涉案手机的是一家以色列刑事技术公司Cellebrite。
这应该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政府得到了所求,苹果保住了面子,法官不用血拼了,那家以色列公司也扬名了,满满的正能量。但谁知道呢,也许背后是苹果奉命提供了某些关键技术的帮助。又是一个“纸牌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