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眼中的温德先生

    杨绛和钱钟书的外语为什么这么好？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个好老师，只是这位老师远不如他们出名。他叫温德，英语说得清脆悦耳，法语讲得流利精湛。按他学生的话说，“听他讲话真是一种享受”，加上还长了张比实际年龄小10岁以上的俊俏脸庞，杨绛的外语水平肯定和温德先生大有关系。

    温德原名Robert Winter，美国人。 1923年，他经由闻一多的力荐来到中国，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的教授，在中国生活了60余年，经历了北伐、抗战、内战、“文革”。

    2007年，96岁的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写了一篇名为《温德先生爬树》的文章，讲的是一次温德养的猫蹿到了园中的树上不肯下来，找杨绛借来的梯子又难架起。杨绛口快，说了句“要是我小时候，我就爬树”，未曾想老温德竟真挽起袖子上了树。温德在枝杈间穿行得信心满满，杨绛在树下却是看得提心吊胆。直到他下了树回屋泡茶时，杨绛的手还在止不住地抖。

    之所以会如此恐惧，一方面是因为在那时，杨绛对被打成“右派”有着强烈的“压抑未泄的怕”；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个蹿上蹿下的温德先生，当时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温德对杨绛有着非凡的意义和重量，因为在这本书中所提及的每个故事都曾深深地改变过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温德先生为人的真诚、对自由平等民主的执念，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理想的缩影。

    杨绛借读清华之时初识钱钟书，和他一样成为温德的学生。温德博闻强识，课讲得生动有趣，西方古典诗句、种种典故信手拈来，课堂节节爆满。课下的温德丝毫没有洋教授的架子，还在家里办起了唱片音乐会。杨绛和钱钟书都是音乐会的常客，温德也很喜欢这两位得意门生，总为杨“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她喜爱的唱片”。

    新中国成立之后，温德作为屈指可数的选择留在中国的西方人，颇有些寂寥。杨绛和钱钟书就常常去探望，为他解劝心烦。即使在温德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杨绛也和他一如往常地交谈，等下了车回过神，才觉得后怕。

    1987年，温德在他满百岁那年于北大溘然长逝。那年，伴着《人民日报》上那一小片讣告的，是杨绛写的《纪念温德先生》。那个时代，文中多是为温德正名，怀恋反而未能抒发。

    现在，由温德的校友斯特恩教授执笔的《温德先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首次出版，算得上是对这位将一生献给中国的传奇教授真正的纪念了。这本书以特殊的视角，记录了上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经历的几番激荡、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变化——那是我们不该遗忘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