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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年多，武钢和宝钢“联姻”传闻终于被证实。
6月27日，武钢股份和宝钢股份同时发布停牌公告，公告显示各自的控股股东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但重组方案尚未确定。
作为过剩产能行业的巨头，武钢和宝钢的结合被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认为是基于钢铁去产能的考虑。
在此前谈起央企重组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总是略带遗憾，他多次表示，从过去一年多的重组进程看，央企重组还没有触及到真正的“灵魂”和“痛点”。
过去一年，央企重组动作频频，先有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中电投和国家核电完成合并，后有中冶集团整体并入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但这些强强联合之下，涉及过剩产能行业的企业不多。
在听说武钢和宝钢重组消息后，李锦认为，现在央企重组已经可以确定两种形势，一种是以“一带一路”为推手，优势企业之间的重组，比如南车北车，其主要目的是做大规模，增强竞争力。而另一种就是以过剩产能行业为主的重组，其主要推手是供给侧改革。“这种重组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的重组”。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武钢和宝钢“联姻”从去产能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中国的钢铁行业现在问题很多，不仅是产能过剩，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集中度也比较低”。
“宝钢和武钢如果推进重组，是在资本运营下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实现了国有产业区域性的优化。”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则把两家企业的重组放在了区域发展的层面上考虑。他认为，两家企业是主动而非被动式的重组，而且是跨区域的国有资本优化配置，能进一步优化地方国有企业，甚至是地方民营企业，实现产业优化。
不过，虽然大家看好这段“婚姻”，并祝福它们，但是其过程必定是艰难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戚聿东即指出，钢铁重组的历史教训已经太多。在与武钢牵手之前，宝钢就先后并购了八钢、韶钢，可是至今整合仍在进行。“这是因为在产品结构、人员管理、历史包袱、企业文化等方面，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的事后整合成本太高了，尤其是强强联合的企业，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那么，重组的方式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宝钢和武钢表示尚未确定，但行业内对于两家企业的重组方式已经有了些许的预测。
一些行业人士认为，虽然宝钢和武钢同处一个行业，但两家产品类型、客户群体等还是有较明显差异，因此，可以尝试交叉持股组合的新路径。
张春晓认为，如果采用交叉持股从国资层面上看比较好，“因为股权结构决定法人治理结构，这种我家有你，你家有我的持股方式，能够使法人治理结构更均衡”。
高明华虽然认可交叉持股对于企业发展的普遍意义，但具体到国企之间却有些担心。“国企是属于同一个主体，并且股份之间基本是无偿转让的，重组的央企对于这些无偿拿到的股份增值情况可能并不会十分在乎”。
与股份的融合相比，他更加看重合并后董事会如何发挥作用。“董事会是负责公司战略决策的，其决策是方向性决策，战略决策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企业做强的现实性。”高明华认为，如果重组过程中，只是硬性把目前两个企业的董事会成员简单地“捏合”在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略作调整，而不是从能力、忠诚和独立性方面进行“换血式”的改革，则重组并不能让企业走向新生，更无可能把企业做强。
他曾对中国上市公司2015年的治理指数做过计算，发现宝钢和武钢的董事会治理水平均不高。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董事会治理指数分别为48.19和54.15，在2514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分别排在第1621位和第724位。
戚聿东则明确表示，用交叉持股的方式来进行兼并重组对抑制过剩产能的效果值得怀疑。因为交叉持股属于产权合作范畴，虽然对公司治理的决策有一定作用，但对最终企业产能控制的影响是很模糊的，只能间接地通过影响企业决策来起作用。“这对于抑制过剩产能的影响的因果传递链条存在不确定性”。
“和地方国企、民企相比较而言，央企的重组阻力较小，但是央企重组的关键是能不能把产业链条向优势链条集中，形成优势相加，而他们重组最终是一种文化重组。”李锦认为，央企之间的重组有时候可能地处南北两方，企业文化和区域文化的不同就给重组之间增添了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