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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清朝邮传部小小司员曾鲲化的一纸上书竟促成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铁路管理人才高等学府诞生。
彼时，清王朝危若累卵，帝国主义列强用铁路扼住中国的经济命脉——铁路“外国人修，外国人管”，中国人无权干涉。不堪其辱的国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迫于压力，清政府收回了部分铁路运输管理权。
质疑随之而来，“中国人能不能管理好自己国家的铁路呢？”
值得庆幸的是，曾鲲化的上书呐喊及时划去了这个问号，促成了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创办。
应势而生的这所学校，就是北京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北京交大”）的前身、交通大学的三个源头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她的出现，也为中国教育史翻开了管理科学从无到有的篇章。
为路而生，由路而兴。自诞生起，北京交大的根便深深扎进了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土壤。
从中南海旁的府右街，历经三落三起、4次迁徙，辗转八千里路，到西直门外的红果园……北京交大通往现代科学世界的这120年旅行，行程艰难，却目标清晰。任凭政局动荡、战火硝烟，她因铁路而生、为交通而发展的初心从未改变。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三世纪两甲子，北京交大用她务实、勤勉、纳言、沉潜的性情讲述着实业救国、爱路报国、民族复兴的大学之道。
报国之道——思源
“管理权为铁路命脉，权在我，则人为我用；权归人，则我用于人。”这句话出自最早提出中国铁路全面系统管理思想的《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一书，而此书的作者就是曾鲲化。
曾鲲化曾留学日本，在著名的岩仓铁路学校专攻铁路管理学科。1906年，学成回国的曾鲲化进入主管铁路的最高政府部门邮传部，开始“公务员”生涯，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著名的“丙午考察”。
历时10个月，曾鲲化考察了全国15个省的14条铁路，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他意识到，政府必须掌握铁路主权，培养一大批铁路专门人才。也正是在摸清了中国铁路的“家底”后，他上书清政府提出兴办专门的铁路管理院校。
很难想象，年仅25岁的小司员是如何使清政府同意兴办铁路管理传习所的。但时间证明，“铁路为专门学问，而管理又为铁路之专科”；“管理为精神上之学问，非学而才者不能穷其韫奥”的谏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时移世易。昔日曾鲲化上书中说“英以铁路立国”“美以铁路强国”“日以铁路兴国”；而今天，中国的铁路成绩“惊人”，营业里程居世界第二位，中国高铁也作为“国家名片”频频亮相于昔日列强的家门口。
今日之北京交大则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几乎新中国所有铁路交通事业的重大成就背后，都渗透着北京交大人的心血和智慧。
然而，铁路管理传习所创建时，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萌芽。中国最早创办的几所高等学校中，只设有文科、理科、工科、师范等科目，并未设管理科。这所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校应该开设什么课、多少学时、学制如何，均无先例可循。
从无到有便创造了历史。铁路管理传习所按照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并明确规定“本所以造就铁路管理人才为宗旨”。
于是，这里涌现出一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中国首个无线电台创建人刘瀚、中国第一台大马力蒸汽机设计者应尚才、中国第一本铁路运输专著作者金士宣、中国铁路运输经济学科的开创者许靖、中国最早的四大会计师之一杨汝、中国现代作家郑振铎……
生逢乱世、几经沉浮，没能消磨北交学子的胆识和毅力。抗战期间，北京交大在战火中迁徙四次，途经湘、桂、黔、川四省。这八千里路的云和月成为后来学校师生团结爱校的源头。
在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大型铁路公路桥梁——钱塘江大桥时，以后成为北京交大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校长的茅以升曾立下造桥不成则跳江殉职的誓言，并创造性解决了80多个重大技术难题，打破了外国桥梁专家所谓“中国人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的妄言。
然而，为了阻止侵华日本南进速度，通车仅89天后，茅以升忍痛将大桥主体关键部分炸毁，大桥化作断桥。一个细节被记录下来：修桥时，茅以升在大桥南2号桥墩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大洞，早已为炸桥作了准备。
在北京交大现任校长宁滨看来，正是像茅老这样的一批老一代人奠定了北京交大今天的地位。
该校党委书记曹国永认为，茅以升老校长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交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学生不仅要将爱国作为一种情感，更要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如今，在北京交大，每年入校的新生都要观看电影《桥魂》，回望老校长建桥、炸桥、复桥的壮举。“爱路报国”已成为一代代北京交大人不用言说的默契。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召唤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宁滨曾在一次校园诵读比赛中面向师生朗读了这首爱国主义者、校友郑振铎的诗篇《我是少年》。他希望，年轻学生能够明白，时代虽然不同了，但精神需要传承和延续下去。
宁滨已在这里学习工作近40个年头，这位老交大人观察到，北京交大120年的办学历程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对知识的苛求、探求和应用，对国家的责任，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一以贯之从未变过。而这种一以贯之，撑起了这所学校的脊梁。
曾在北京交大讲授国际法课程的教师向哲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但他从不向人夸耀这段经历。
有一次，一位知道他经历的老师打趣问他，“向老，东京大法官有多大？”
他微笑着认真回答：“代表国家啊！”
简单的五个字，道出了这所朴素校园里最清朗的品质——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而这，也是宁滨希望如今交大人能传承下去的“爱国基因”。
治学之道——知行
应势而生，在乱世中成长，北京交大“精气神”十足。在她120年的话语体系里，校训“知行”是对她的“精气神”最准确的表达。
“知行”，这或许是中国大学里最简洁的校训之一了。这二字校训最早出现在1923年发黄的学校毕业生纪念册上，然而这墨迹出自何人之手已无从考证。但从那时起，“知行”的根便牢牢扎进了北京交大治学的土壤里。
不同于科举制度是为了培养从政人才，北京交大的前身铁路管理传习所是按照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入校学习不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而是培养具有科学知识的实业人才。因此，学校创建伊始，便把重心放到学生社会实践上，强调“实践教学”。
当时，学校供学生实习所用的设备在国内学校中是少有的。
比如，1917年建立的无线电台，1920年建成具有较大规模的电台试验实习室；从1951年开始，北京交大开始筹建运输设备教学馆，馆内有大量铁路运输设备的实物、模型、照片和各种教具，一些具有珍藏价值的实物和模型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学生的实习规则和纪律严格也是“知行”的一个体现。在教学安排中，学生有参观实习、暑期实习、毕业实习，而且实习不合格者不能毕业。
在抗战期间，学校迁往贵州平越办学时，暑期实习也未中断。就连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也是结合当时铁路运输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平绥铁路的客货运输问题”，“陇海铁路的运价问题”，“南浔铁路的财政问题”……
在“知行”校训的治学方针下，北京交大的“严”是出了名的。
47届运输系学生徐文述记得，当时和自己一起考进学校的有60人，但毕业时只剩43人，“其他人到哪里去了呢？”
“不是Cut就是Down了。” 徐文述说，“Cut”就是开除，两门课程不及格就开除；“Down”是降班，一门不及格降班。此外，分数会公布在公告栏里，老师会在不及格的同学名字后面，用红笔写上“Repeat”，“重读”！
“要合格过关得下苦功，更不用说得高分了。”当时老师对考试判分之严，学生“代代相传”，新入学的同学无不为之凛然而惧。
46级校友李士珍回忆说：“当时考试是严肃的，平时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一个小测验，让你非常紧张。期末考试考了59分，高兴得请客。因为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得40分，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当时年轻人心目中，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两所最难考取的学府。
虽然平越办学6年艰苦清贫，但北京交大依然按期完成每年招生教学计划，学校共走出1100多名毕业生，许多毕业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领域的专家。
120年来，“知行”校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一代代北京交大师生照着校训所“知”，所“行”，诠释着什么是“知行统一，勇于担当”。
宁滨认为，对于北京交大人而言，“知行统一”在过去的表达是“读书不忘忧国，肩负振兴中华铁路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具有爱路报国的情怀”，在今天，则是“感恩社会，服务他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自觉肩负起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
发展之道——创新
9月10日，是当年铁路管理传习所建成的日子。如今，北京交大人用这个日期作为校庆日，来纪念这个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兴办的铁路高等管理学校。
就在120周年校庆前夕，1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地铁3号线建成通车，这是北京交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BTC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在国内地铁线路上的又一次成功应用。
这个拥有百分之百“中国血统”、被称为城市轨道交通“中枢神经”的列车控制系统于2010年在北京亦庄线问世。这一突破让中国成为继德国、法国、加拿大之后，第四个掌握CBTC核心技术并一次顺利开通的国家。而此前，这项核心技术，国内只能依赖进口。
2008年，北京轨道交通行业列出一份我国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还没有实现自主化的技术清单。其中最难的一项技术正是“CBTC”。
有人问，国产“CBTC”和进口“CBTC”有什么区别？
北京交控副总裁王伟打了个比方，原来地铁改一个站名，国外厂家要“200万元”，如今，只需要“两毛钱”，“就是打个电话的事！”
不仅如此，国货还比洋货好用、省钱。北京亦庄线、昌平线开通以来，故障率远远低于国外系统。这一成果还迫使洋货系统降价30％，从过去每公里1300万元降至现在的800万元左右。
“每年我们国家要建成300500公里的地铁，仅这一项就给国家节约15亿元左右的投入。”宁滨说。
如今，“中国信号”已占领国内市场。6年间，它在北京地铁连续中标6条线，还在长沙、深圳、成都、天津等多个城市成功中标10余条线路，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已经建设轨道交通公里数近600公里，累计产值超过50亿元。“中国信号”还走出国门，中标越南地铁项目。
可以说，“中国信号”成了百廿北京交大的一块金字招牌。创新也成为这所学校双甲子轮回后，关于“爱路报国”的一个全新注脚。
不得不再提一份清单。
这是北京交大师生共庆120岁生日时梳理的“交大史创”。包括CBTC在内的诸多交大“第一”，成为北京交大为国家发展交出的一份跨越120年的答卷。
创下世界高原铁路之最的青藏铁路，被国际社会称为“可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北京交大承担了相关项目近40项，涉及诸多重要建设项目；在中国的“能源大动脉”、标志着我国一举迈入铁路重载运输世界先进行列的大秦线铁路上，北京交大承担的项目“GSM-R实现机车同步操作控制系统”的应用，降低了车辆和机车之间的冲动作用力，列车的安全运行得到保障，在国际上属于首创；在铁路6次大提速、客运专线与高速铁路建设中，北京交大牵头完成了“提速后货车容许横向偏载标准试验”“高速动车组转向架测力构架标定试验台”等重大项目，成就了“中国速度”。
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宁滨来到北京交大时，迎接他的是校门后鲜红的横幅——“欢迎你，铁路事业未来的建设者”。
如今，北京交大学生虽不像以前坊间流传的那样，“进了交大门，就是铁路人”，但也始终没有丢下自己的行业特色。近年来，北京交大毕业生面向轨道交通行业的比例占就业学生总数的25％左右，这显示出学生们对铁路行业就业的兴趣依旧浓厚。
回顾120年办学历程，宁滨认为，“交大之道”有两条，一是“对知识的执着探索”；二是“对民族、国家的责任”。
今天，当北京交大提出要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时，宁滨认为，“交大之道”有了第三层含义，那就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贡献”。
“这是未来和时代对交大新的召唤和期许。”宁滨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诸葛亚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