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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我最不屑的就是那些“钱途”坦荡的阳光大道。当同学穿着笔挺的西装、油得发亮的皮鞋，毕恭毕敬地把简历递给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时，我会笑着摸摸他那才剪去吊牌的高档西服，然后调侃上一句：“小子，今天人模狗样的哈！”
不过，我心里却想着，没有梦想，和咸鱼有啥区别？
至于我，执意要走的路，一定得是崎岖的小路，至少看起来得是酷酷的。念本科时，我从软件工程转到翻译系，当全班一半的人在修经管双学位时，我丝毫不为之所动。研究生毕业后，同窗们多数进了上海滩窗明几净的写字楼，而我偏偏来到京城，历经周折成了一个“新闻民工”。
朋友感慨，你成功避开了所有挣钱的行业。我妈也嘀咕，这孩子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了。但谁也劝不动我，因为我的人生哲学简单明确到他们无力反驳——为了钱而活，多俗！
真正从学校卷铺盖走人后，钱这个字眼才像流氓一样，偷偷溜进我的生活。之前，我无数次对父母念叨：面包会有的，你们别管我以后干什么，反正饿不死就行。
为了省钱，毕业旅行时同伴坐飞机，我倒腾几趟长途火车，直挺挺坐在充满着汗味、脚臭的硬座车厢中。住的是被子潮湿的小旅馆，吃的是毫无特色的拉面。不过，那时的我沉浸在穷游的欣喜中，根本没体察到生活真正的艰辛。
直到毕业后，捉襟见肘成了生活的常态。
我的“北漂”始于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阴暗小房间。窗户正对着隔壁楼的墙面，阳光只能漏进来一半。小区里高楼密密麻麻紧挨着，望不着天透不了气。小区外面，卖袜子的地摊、卖烤串的推车挤占了半条马路。
我不知不觉得了“高空抛物恐惧症”，每每忐忑地穿过楼与楼间狭窄的缝隙，总是发誓下次要戴上头盔出门。更让我喘不过气的是逆天的房租，占了我将近一半的工资，而房东礼貌地微笑着说：“还有人愿意出更高价呢。”
去紧邻的小区考察一圈后，我简直不敢相信两个世界只隔了道围墙。那个需要刷门禁卡的小区如此清净，林荫大道宽阔怡人，雕塑喷泉点缀其间，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从容漫步。正当我享受着肆意洒落的阳光，酣畅淋漓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一块房屋中介的展板把我拽回了现实——房租比我的屋贵了一半！
离开象牙塔的我，第一次触摸到现实生活最真实的一面，那质感如水泥般冰冷粗糙，同时坚不可摧。这个社会自有其公平的法则：你所拥有的空间、空气和阳光，都得拿实打实的金钱，或同等分量的其他资源去置换。而我此前就像一个矫情的诗人，以为自己只需像上帝一样轻轻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在我眼中，贫穷曾是一种诗意丰盈的状态。在巴黎留学时，靠着父母的供养，我和几个同学合租了近郊一栋两层的小别墅。对着花园里的玫瑰和秋千，我写下这样的句子：“诗人热爱贫穷／热爱肮脏的阁楼／热爱地下的大提琴声／热爱一贫如洗的天空／和雨后自由的黄昏。”
而当我真正陷入一贫如洗中，才知道贫穷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窘迫。刚工作的头几个月，我总是不得不开口向老爸“借钱”，然后小声地说：“等我挣到钱了再还上。”
我特别害怕电话那头说，“看，当初让你不要选这条路，现在后悔了吧？”
没想到，父母只是平静地说，“没事，爸妈就当你去读博了，再供你一年。”
他们含辛茹苦培养我，供我上名校、念研究生、出国留学，结果还得为我交房租。或许数年后，还要榨干自己，倾尽毕生积蓄，只为让我在北京密不透风的高楼中，有一块巴掌大的立足之地。
我从未后悔义无反顾来到北京，选择向往的工作。如果重新来过，我势必还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不尝试不碰壁，怎么知道没有打败琐碎生活的可能性。只不过，如今我不再觉得，为面包而活是件难以启齿的事儿。从小被教育得有崇高的理想，实际上承认自己也是条困顿的咸鱼，和胸怀壮志一样难得。
苦苦钻研理财知识后，终于有一天，我兴奋地向室友宣布找到了致富捷径。如果从现在开始，我每月省出工资的三分之一，定投两支基金，苦苦坚持上几年，等到股市疯涨时果断抛掉，保不准可以获得翻倍的收益，或许就能换回北京一个两平方米的卫生间了！
每天加班到凌晨的室友，听完后像打了鸡血，不过她还是觉得来钱太慢，建议实业兴邦，业余时间去小区门口卖豆浆，或者去给小朋友做家教。
最终，所有关于创业的讨论偃旗息鼓，她开通了股票账户，我默默投起了基金。3个月后，跟着“内幕消息”买入的她勉强保住了本金，而我亏掉了10顿饭钱。
不久前同窗小聚，那位进了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同学，和另一位成了私募基金投资经理的同学互换名片，高谈阔论来年中国经济走势。听完他们充斥着专业名词的精英对话，我抛出一个特低级特实在的问题：“现在有什么好的理财渠道？”
同学惊讶地发现我成了一个“俗人”。但是，从一条在理想的池塘中做梦的闲鱼，变成一条在生活的油锅里翻腾的咸鱼，这原本就是人生啊。
郭路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