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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或许是出于职业原因，每次路过医院时，我都会多看几眼那些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病人。觉得他们和睡在地下通道里的流浪歌手、上访者一样，在沉默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讲不完的故事。
在书里，或者在新闻里，他们总是与“无助”“绝望”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曾被我写进报道，带着些许悲悯和同情。似乎只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我就触摸到了这个社会的肌理。
事实上，我经历过的最大绝望，不过是高中时的某次考试失利。
直到今年9月，我母亲被确诊为肾脏恶性肿瘤，她因为没有北京医保而成为一个外地病人。这个时候我也被置换了身份，和她一起站在医院熙熙攘攘的大厅里，我忽然觉得，尽管我在北京工作，但我们与其他外地病人一样，和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来北京看病，对大多数外地家庭来说都不是个轻松的决定。一方面，在北京，他们几乎赌下了所有的希望；另一方面，到北京不仅车马劳顿，食宿也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母亲住院期间，在医院的楼梯间里，我经常碰到愁眉不展的病人家属。大多数时候，他们都盯着手上的各种票据，抽着烟，沉默。
来京看病，病人家属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现实的经济压力也同样沉重。
对于我这个刚到北京一年的北漂来说，除了房租外，在母亲看病上的花费，成了我2016年最大的开支。
虽然几乎所有的“医疗费用”都由家里承担，但作为一个儿子，我也想要承担起责任。但我很快发现，仅仅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开支，已经让我力不从心。
首先是交通成本。除了最开始我回家接母亲来北京外，母亲和父亲在看病期间也多次往返北京。为他们买高铁票不过是在手机上按几下屏幕，就像我平时给自己买票一样自然，我从未考虑过车票会成为一项负担。
直到有一次在医院给母亲支付一项2000多元的检查费用时，工作人员把我的银行卡从窗口退回，告诉我卡里余额不足。我才发现，母亲生病期间，仅仅是高铁票一项开支，就已经接近五位数，几乎占了我“积蓄”的一半。
母亲到北京后，住在姐姐家。我们最开始选择的一家医院，几乎和姐姐家连成一条在北京的对角线。因为担心母亲身体，也为了尽快赶到医院排队，我们每天都选择赶在早高峰前坐出租车去医院。
在出租车上，母亲总是感叹去医院比“从县城到市区”都要远。她总是盯着出租车的计价器，下车后抱怨单程都要100元的车费。
而更多时候，我要在几家医院和姐姐家来回辗转，平均下来，每天的出租车费都要300元以上。
母亲在北京的一个半月里，我钱包和口袋塞满了出租车票，最后我把它们整理在一起，足足有一块肥皂的厚度，加起来接近5000元。
看着手机上提示的余额不足，我已经不知道还能为父母再分担点什么了。一天接近两万元的重症监护室，上万元的一项检查，哪怕每天1000多元的住院费用，我都无力支付。
工作后，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但工作一年攒下的积蓄，在母亲治病的费用前显得如此微薄。
母亲在北京看病的那两个月，北京的房价也在疯涨。有一天我陪她散步，已经怀疑自己病情的母亲每走到一个小区前，都问我房子的价钱。来北京前，她对房价没什么概念，但这次住在姐姐家，她才知道姐姐半年前买的房子，现在已经翻了一番。
她忽然告诉我，自己不想留下遗憾，让我尽快看房。她说自己不喜欢北京，但我从她的眼神中，分明看出了想让我扎根北京的焦躁和急迫。
因为照顾母亲，我两个月没去上班，只能领到基本工资。等母亲出院，我把她送回家后，又开始为自己下个月的生活费发愁。
这个时候，手机短信提示我有存款到账。随后，妈妈打来电话，告诉我刚给我打了生活费，就像我还在上学一样。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