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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3日凌晨3时许，时任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黄杰见到了中央通讯社战地记者黄印文，第一句话便说，“今日我们要在西山坡举行升旗典礼”，并邀请他参加。黄印文惊奇地望着黄杰一言不发，黄杰笑着解释道：“龙陵在今日凌晨2时半完全被我们占领了。”
1944年，在滇西，日军的防御体系有三个支撑点：松山、腾冲、龙陵，这也成为中国远征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以滇西的胜利为先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拉开了胜利的序幕。然而，这段历史却长期不为人们所熟悉。
军旅作家余戈历时十余载，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2009年）、《1944：腾冲之围》（2014年）、《1944：龙陵会战》（2017年）。在200多万字的篇幅中，余戈以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还原了70多年前，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战场上的几乎所有战斗，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一份宏大而细致入微的“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经由缅甸侵入滇西腾冲、龙陵等八县区，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大量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华物资无法运至国内。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战场发动大反攻。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中国远征军收复了松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打通了滇缅公路，以及由印度经缅北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路线。
当时占据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代号“龙兵团”。一位战后活下来的日军军官将之比喻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是“龙身”。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龙尾”退缩到了缅甸。
余戈说，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就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场“玉碎战”，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中国军队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仅腾冲之战，就历时127天，中国远征军付出了伤亡近2万人（阵亡9000人）的牺牲，重创日军第56师团，全歼日军3000余人。
黄印文在当时的报道中写道：“抗战以来，我们摧毁敌人要塞式的阵地，松山之役，该算是第一次。我们硬自敌人手中争夺名城，腾冲之役，该算是第一次。我们沿着公路线作战，而能攻占它的要点，龙陵之役，可说是第一次。”
三部曲的写作方法，余戈称之为“微观战史”，形象地说，就是在“显微镜”下看历史，尽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历史图景。从对双方兵力、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仔细分析，到对战场所在地域社会、人文、地理状况的必要交代，以及对战事进程中空间坐标、时间节点的网格化标注。在这一努力下，历史有可能变得“接近于无限透明”，挤压掉“演义”和“戏说”的空间。
为了实现“微观战史”，余戈一方面将视线从统帅人物的办公桌，转向战役、战斗的前沿战壕，多次赴滇西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由亲历、亲见、亲闻者提供的事件、人物细节；另一方面，他收集整理了中日美三方大量关于此次战役的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等史料，做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其描述的精微程度堪称“战争考古学”。
余戈说：“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告诉我，对于战争的研究决不能止步于政治、战略层面，必须进行战役、战术乃至技术层面的考察。”当他将目光聚焦于滇西战场的实操环节中，发现美国与日本虽然处于敌对阵营，但文化思维与做事风格却更为契合；他们对中国这个合作伙伴，敌人的看法，也惊人地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当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余戈表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明朝的历史，但其落脚点却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在研究滇西战事的过程中，最吸引他的也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最初是为这个战场上，由美式装备所武装的中国军队在外貌上的现代化所感奋；随后就在战事推演中，被敌我双方在残酷拼杀中的悬殊“比分”所震惊；从而陷入对“人的现代化”的困惑和思考之中。
著名军旅作家、空军少将乔良说：“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至于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