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狂欢与“多余的人”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参照，一直被我们怀念。在我看来，这种怀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在那个年代有一个整体的青年形象。比如高加林、白音宝力格、孙少平以及知青形象，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叛逆者的形象等等，一起构成上世纪80年代文学绵延不绝的青春形象序列。这些青春形象和那个时代的港台音乐、校园歌曲以及崔健的摇滚，第五代电影等，共同构建了当时的文化气氛和扑面而来的充满激情的青春气息。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氛围和具有领导力的潮流，都是由青年来担当。因此没有青春文化和没有青春形象的文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告别上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有很多青春文学作品，但文学中的青春形象却逐渐模糊。我们很难在文学中识别当下的青年形象。即便在一些作品中能看到校园和社会青年形象，也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偶像式的人物，比如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更不是当时风行一时的、叛逆的个人英雄式形象。这个时代的青春形象，酷似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飘泊者》，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当代英雄、“床上的废物”、日本的“逃遁者”，中国现代的多余者和美国的“遁世少年”等等。多余者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形象。但我不认为石一枫的小说只是一个谱系的问题，它更与当下中国现实，以及当代作家对现实的感知有关。这些形象与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方向感和皈依感，和这个时代的气息密切相关。

    石一枫的“青春三部曲”没有情节故事的延续关系，它们各自成篇，但它们的内在情绪、外在姿态和所要表达的与现实的关系，有内在文化上的同一性——它们都与青春成长有关，与80后的精神状况有关。因此，我将其称为“青春三部曲”。

    《红旗下的果儿》写四个青年的成长。他们的成长不是50后、60后的成长。50后和60后的成长，除了家长、老师，当时还有流行的时代偶像。这些时代的青春大多循规蹈矩、亦步亦趋。80后这代人的青春不同，就在于他们生长在一个价值完全失范、精神生活几乎完全溃败的时代。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价值真空当中。生活留给陈星——《红旗下的果儿》的主人公——的更多是孤独、无聊和无所事事。因此，他们内心的迷茫以及走向颓废，是另一种别无选择；《节节最爱声光电》是写出生在元旦与春节之间的女孩节节的生长史。这个有着天使般模样的北京小妞，成长史比较坎坷。父母失和、家庭破碎、父亲外遇、母亲重病。节节是一个十足的普通女孩，而一个普通女孩在这个时代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经历和感觉。

    《恋恋北京》虽然也是“话语的狂欢”，但隐匿其间的故事还是清晰的。赵小提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个小提琴家，结果他让父母彻底失望，成为一个“一辈子都干不成什么事”混日子的人。与妻子茉莉的离异，与北漂女孩姚睫的邂逅，与姚睫的误会和三年后的重逢是小说的基本线索。这个大致情节并无特别之处，但在石一枫若即若离、不经意的讲述中，变成了一个浪漫感伤，并且非常感人的情爱故事。看似漫不经心的赵小提心中毕竟还有江山，他对人世间真情的眷顾，使这部小说有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色彩。因此，石一枫的“青春三部曲”不仅让人们有机会看到80后那些涌动的另外一种情怀和情感方式，还让我们看到了这代青年对浪漫主义文学资源的发掘和发展。浪漫主义文学在本质上是感伤的文学。从青年德意志、法国浪漫派，从福楼拜到乔治桑，失意的感伤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美学。

    朱学勤在一篇文章中讲，任何一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大概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黑社会”，一种是“温柔乡”。黑社会基本是用话语调侃的方式，而温柔乡就是找到自己可以归属并且能够抒发的地方。石一枫的“青春三部曲”，在表现形态上既是“黑社会”，也是“温柔乡”。他没有刻意解构什么，也不执意反对什么，只是讲述他感知的现实社会。在他狂欢的语言世界，那弥漫四方、灿烂逼人的调侃只是玩笑而已，只是80后磨嘴皮子、抖机灵，并无微言大义。

    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是难以融入这个时代的零余者。

    石一枫在小说中重新组织了他所感知的生活，并且他组织起来的生活比我们身处的生活更真实、更具穿透性。他让读者看到，生活远不那么光鲜，但也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他的人物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但恰恰是这些多余人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认识这个时代最犀利的视角。他们感知和看到的生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石一枫的小说对读者来说也是关己的，让不同年龄的人能够喜欢。

    毕竟，虽然年龄不同，但大家内心的困惑在这个时代都不能够释然。在这个意义上，石一枫的小说的好处是温情，坏处是他遮蔽了社会中更值得揭示和批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