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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5年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个日子到今已满整整10周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鲜有的名副其实的“黄金10年”：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近40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由第6位跃升到第2位；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分别增长4.7倍和5.2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今年更有望超越美国，晋身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010年还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2009和2010连续两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事实证明，表面上看似做出了更多让步的中国，在日后的竞争中反而收获更多。事实上，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进而不仅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也矫正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里的自我定位。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沉浸于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这是一种建立在等级制之上的文明认同体系，原本应当是互利互惠的平等贸易，则被包裹在不平等“朝贡”的繁文缛节之中。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帝国主义一波甚于一波的入侵，不仅将这种自我封闭的华夏中心主义殿堂拆解成一片废墟，转而又严峻地威胁和侵蚀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自尊。这种“三千年未遇之变局”让中国人的心灵饱受创伤，使我们很难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再度自我孤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化上的扭曲和变形，以至于凡是与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甚或仅仅是意见不合），都会理所当然地被上升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高度。
而加入WTO，是我们真正自愿和自主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它表明中国愿意进入一个建立在普适规则之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不仅意味着无人能凌驾于这些规则之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同意接受这些规则，并为之限制和让渡某些权力。这一重大而永久的转变，对一个昔日的“中央帝国”，现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封建”先锋而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够心平气和地同外部世界讨价还价，把对方当作一个合作者或竞争者，而非侵略者或敌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不必牵涉民族情感。贸易使中国人头一回深刻地领悟到，有些时候，即便不是基于利他性的道义热忱，而是基于自利性的动机考量，世界上也还是有许多事情是能够“双赢”的。
因此，加入WTO更像一次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启蒙和普及，尽管也许是被动的——它在短时期内增进了我们全民族的开放意识。过去10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正如胡锦涛所说的，“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对阻力和艰难。
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造就了一大批利益集团，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也是获益者；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有可能对他们的既得利益造成竞争和挑战，这时，他们便试图动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去游说甚至贿赂政府部分官员，运用行政力量去阻挠改革开放的前进。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急速提升，甚至一部分人开始自我膨胀。这种尚不成熟的自信与国际上与日俱增的“中国威胁论”相互冲撞作用，便很容易在国内激发起一种孤立和敌视的对外态度，以至盲目自大，民粹盛行。
下一个10年能否再续辉煌，最关键的是要千方百计地挖掘“入世”的“体制改革红利”。说到底，这要求政府管住自己的手，退出一切民间力量可以自发解决的微观市场领域。这已是一件极为不易之事，必定会触及许多重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更为困难的是中国人的国民心态问题。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从现在到2021年的未来10年里，中国很有希望一举超越雄霸一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一天来得实在有些太快，快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于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一穷二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需要一个重要的调适过程。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富贵并不绝对是好事。
但是，不管前途多么艰难，相比于200年前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拒绝世界的祖辈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视野、胸襟和外部世界的知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种文化传统的重建和复兴，只能基于一种对外来文化充分开放的语境之中。而惟有这种建立在可靠外部认识之上的自我认同的重建真正完成之时，中国才算真正完成了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所谓“现代化”。
就此意义而言，WTO是一剂不可多得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