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考验执行力

    民政部日前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这也是中央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政策文件。今后，就业、医疗、住房等社区服务项目将逐步覆盖农民工，社区在拟订发展规划等事项时，也将听取农民工意见。（《京华时报》1月5日）

    社区服务范围扩大并逐步覆盖进城农民工，既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延展、普惠，也是对久居城市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种确权。这样“一揽子”的解决计划，注定将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艰难历程中留下浓重一笔。

    不过，农民工若要真正融入城市社区，这次设定的“路线图”目前看来更像一个高高悬起的胡萝卜，从农民工目前所处的实际位置走过去，摘下这个胡萝卜，仍不免有些遥远甚至艰难。

    其一，“路线图”提及的诸多服务内容，丰富而驳杂，是服务更是基本权利，有些属于急务，有些则可暂时放放，并非当下之急务，并不宜简单、笼统地归到一堆。比如说，农民工有权参选楼栋长、居民小组长之类的设计，就有些不着边际。在稳定的住所还是一个问题的情况下，参选楼长云云不免有些冷笑话的意味。还有，与社保、医保、住房保障等关键性的个体权益相比，社区教育、文化体育、社区矫正等项目，同样不是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

    既然是在描绘“路线图”，就该同步开列“时间表”，而不是只画出一个轮廓、远景。当下，困扰亿万进城农民工最迫切的问题，一个是子女教育，另一个是社会保障。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面，仅靠城市社区服务的延伸很难办得到。仅以教育而言，这些年来尽管媒体多有报道，有识之士也倾力呼吁，可制度上的“深沟高垒”依然很难翻越。打工子弟入学难的困境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某些城市大大加剧；而异地高考也遥遥无期。

    其二，“路线图”在赋予进城农民工诸多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切实限制相关部门的权力。不然，只能口惠而实不至。比如，“鼓励社区兴办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网点，吸引农民工就近就便在社区灵活就业”，这些年来，类似的政策规定并不鲜见，但落实起来不免大打折扣。农民工能否在社区就近灵活就业，往往要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足够宽容、城管执法是否足够人性化。

    很多时候，只要城市各级政府、部门约束自身权力，农民工自身完全可以找到谋生之道。这已经被无数活生生的实例所证实。数目庞大的农民工天然具有“讨生活”的能力、不折不挠的勇气，城市政府只需真正以制度的善意对待他们即可，不要动辄就是驱逐、打压，更不要总是根据城市自身的需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讨论取消“农民工”的称呼，在我看来，称呼本身只是一种指称，只要这个特定人群存在，无论是叫“农民工”，还是叫“新型产业工人”，本质上并无太大变化。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由来已久的城市歧视农民工的制度偏好、惯性思维。

    现在，“路线图”已经绘就，剩下来的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实现城乡平权的道路上，农民工只希望一点点的具体改变。每一点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小小改善，都让人心中充满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