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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不卖国企，这成了个问题。虽然它目前仍限于学界争论，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不唯看热闹、喷口水，更是利益所驱使，毕竟国企里有“我”的一份儿，卖与不卖都和“我”关系甚大。国企当如何处置，才能于“我”更有利，于“国家”更有益，确实应慎重对待。
近两年，国企改革的呼声渐起。不过，与之前“脱困”时不同，人们现在关心的，不再是如何“增效”，而是怎样“共享”。毫无疑问，这是更富于争议性、挑战性的课题。分蛋糕永远比做蛋糕更让人激动。
最近话题的由头来自张维迎和华生两位学人。
3月1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声称，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
他不仅给出了目标，“在5~10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应降到10%左右”，还指明了道路，“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它们的股票都有价格，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
张维迎以为，如此，不仅中国人的财富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而且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
他的观点立刻引来经济学家华生的批驳。华生认为，如果分掉央企，它将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权贵资本主义势必大行其道。此结果之必然，不仅为早前中小国企改制所证实，也有俄罗斯、乌克兰的样本可观察。“故今大国企体制，可悲可骂可笑，亟待根本改革。然私有化则必陷中国于劫难也。”
华生还指出，私分带来的表面公平感很快会被更残酷的景象所吞噬。“中石油、中移动的股份，13亿人每人分百股，谁能禁止卖股看病、喝大酒或凑学费？” 他说，无人控股，高管当家，几番倒腾后，企业必为他人囊中之物。至于为何英美可行，华生表示，英美有几百年法治与职业经理人文化，故跨国公司多无主，中国民企皆家族。
华生的话确乎点到了国人的穴位。早先改革中的种种乱象仍历历在目，国有资产流失之痛尚在心间。更何况，俄罗斯的实践，通过向全体公民无偿发放国企股份权证方式均分国有资产，使国企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人，也确乎导致了巨大灾难。俄罗斯人没有得到梦想的公平和富足，却开启了金融工业寡头统治的大门。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卖”似乎很难成为上上之策。可是，现状又是如此“可悲可骂可笑”，人们热心期盼改变，希望改革。
《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有人借此指出，政府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受托于全国人民管理人民的企业，此最能体现“共同平等地占有”的原则。这或许仍然是所有立论的基础。只是它尚须进一步明确，如何受托，如何管理，如何体现。事实上，没有合适的形式就难真正实现内容，甚至会走向内容的反面。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本身并非空灵的存在。官僚系统具有独立的利益，且常有利用公权谋私的冲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程序，政府管理并不能天然实现“共同平等地占有”。全民利益均沾也只是幻象的存在。这正是当前社会焦虑于此的原因之一。
有研究者给出了改进的路子：央企的领导应该在组织部门任命的基础上，界定其属于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准官员”，进而把主要行业国有投资数量、方向、成本、利润分配及其用途，作为年度各级人大会议的审议内容。同时，或者在人大常委会建立新的专司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职责的体制机制，或者变国资委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回应国民对国有经济福祉诉求，在实践层面落实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可能路径。
这应当是比“卖”更好的办法。管好“管家”或许比亲自上阵更有利。至少目前如此。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