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不能总替决策失误“交学费”

    近日，有两则值得留意的新闻：其一是，广州将原本规划建设200米高的超高层商住楼修改为文化设施用地，由市政府收回用于建设孙中山纪念馆。规划部门表示，该地区位于老城区，紧邻珠江及大元帅府，不宜进行高强度开发。其二是，南京为发展LED绿色照明，试点将一条路上的路灯全部改成LED节能灯，但这些价格高3倍、寿命不及两年的LED节能灯的光效和节能效果一般。（新华网4月14日、中广网4月15日） 

    上述两则消息其实反映出相同的问题，即当初的决策，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为并不科学，需决策者对于当初的决策进行反思、论证甚至推倒重来。虽说迷途知返要好过一条道走到黑，但任何覆水难收的决策，都要付出相应代价，作为当初决策科学性不够而付出的“学费”。 

    这些“学费”的代价是巨大的。比如，广州回购当年的“地王”，至少要多付出一笔不菲的“违约补偿金”，而且原业主已建成的3层地下部分，虽说可作为社会停车场使用，但政府在回购时，不仅要按市场价支付成本，而且按照旧规划建设的地下部分未必符合新规划的要求。至于南京的LED节能灯，不说别的，一盏灯政府需要多付出两倍的价格，这就是一笔不小的公共财政开支。 

    如果当初决策足够科学，这些学费完全可以不交。规划固然需要随着发展变化而调整，但广州市这块土地的规划调整，完全不是发展变化的需要，像该地区位于老城区、属于紧邻珠江的景观区及涉及大元帅府这一文物保护单位等条件，均为早已有之且是不变的既定事实，何以到今日才“恍然大悟”？高瓦数LED节能灯技术不够完善，这难道是需要进行技术攻关的难题？或者需要进行上百盏的试点验证才能发现？ 

    之所以出现这些“小儿科”式的决策失误，不是因为决策之初存在理性的局限，而是决策者缺乏足够的决策责任压力。适度的决策压力是增强决策责任心的一个先决因素，一旦决策者缺乏足够责任心，即便主观上没有不科学决策甚至错误决策的故意，客观上也会由于漫不经心而造成决策重大损失。可就是这样在公众看来比较重大的决策失误，人们往往看不到有人为之承担责任，反倒是对新方案如何之好的大加褒扬。 

    如果决策的科学性总要靠“交学费”来检验，既说明在制度约束上存在难以有效防范甚至无端放纵“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不负责的任意决策行为，更说明公共利益在这些决策中出现了大量流失，因为检验决策失误与否的“学费”都是出自由公众纳税贡献的公共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