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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早上，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前，人们轻声谈起一位88岁老人的离世，都颇感意外。为了保护古建筑，这个老人奔波了70多年。这一刻，他终于永远地歇下来了。
就在去年秋天，他还只身从北京飞往四川，参加蜀道申遗的考察之旅。患有前列腺疾病的他往身上挂了一部相机，一个背包和一个尿袋，坚持不用旁人搀扶，在蜀道上走了200多米。
前年夏天，他还坐飞机到了杭州。那一次，他更加兴致勃勃，找来一辆自行车，一路骑车考察正在申遗的京杭大运河。
他的名字叫罗哲文，在中国的文物界如雷贯耳，人们尊称他为“罗公”、古代建筑的“守护神”。为了送他最后一程，1000多人从成都、郑州、杭州等全国各地匆匆赶来，告别仪式的礼堂前排起了200多米的长队。
来送别的人们大多曾与罗哲文在文物单位共事，但没有哪一个人说得清，罗哲文在哪年正式退休。“他根本就没退休。”一位头发银白的长者一摆手说，“打电话去他家老找不着人。”
老人的家没有一点儿晚年的清闲安逸。房子不到70平方米，是老式的楼房结构，一进门，一条狭长的过道通往各屋。高大的木书橱占据了过道两侧，只容得下一人通过，就连房间与客厅里也尽是书籍、文件。客人来了，罗哲文就让人们“自己找地方坐”。
直到86岁高龄，这个老人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天上飞来飞去”，更早些年，他一年在外地的时间甚至达到200多天。
哪儿发现了新文物，又或古建受损了，电话一打来，他拎包就走。四川大地震刚发生，他就忍不住要跑到抗震一线。那一年，他84岁。尽管当地文物局的领导再三劝这位老人不要去余震频生的灾区，但一个月后，罗哲文还是赶到了都江堰，踏上从废墟中刚刚清理出来的一条小道。
瘦小的老人穿一身中山装，外加一件多口袋的摄影背心，肩上挎一个早已褪色的仿皮革黑包，胸前再挂一部相机。从年轻时起，他就带着这身行当，走访各地文物。每看到一处古代建筑，他就“强迫症地”一定要拍下来。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照片如今一叠叠存放在他家书橱里，许多已泛黄变色。生前，他曾经用秀气的钢笔字在白色纸条上写上“古塔”、“坛庙”、“民居”等以作分类。
多次登门拜访罗哲文的画家方砚记得，老人总说“人对待文物，应该像对待自己家中的好东西一样，千万破坏不得”。即使不幸损坏了，修复时也要“修旧如旧”。
在都江堰，罗哲文就不断叮嘱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朱小南“一定要按原样修”。“一片瓦，一块砖也不能丢，尽量用上原来的材料。”
这些对待古物的理念很早便在罗哲文心中生根发芽。他是四川宜宾人，16岁时高中毕业，一举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学社聚拢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大批建筑人才。
小徒弟罗哲文穿一身长衫，成天跟随老师梁思成在云南、四川一带做田野调查。穿着西装的梁思成常要爬到高处，查看房顶，丈量尺寸。就连身着旗袍的林徽因也常常爬梯子，做实地测绘。
古代建筑通常没留下任何图纸，要保护便得先细细勘察，亲手画图，研究病害在哪儿，如何用原料修复。数十年后，罗哲文依旧喜欢给晚辈讲讲他“从梁思成那里学来的这一套”。
朱小南便常听老人回忆起梁思成教他“蹲工地”的故事。“他说学古建筑的人啊，一定要蹲得下来，跟工匠吃住在一块，还要喝点小酒抽点烟，不然没法跟老工匠混熟。”朱小南说。
罗哲文一生收获名誉无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文物单位历任要职。他修复长城，亲手把长城送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退休后他依然头衔不减，担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政府部门的专家顾问，多个学会的名誉会长。
尽管他跟助手强调，介绍他时不要提那些光鲜的头衔，只说“文物古建专家”便是，可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依然奔着他的身份头衔，找上门来。就连房地产商也邀请他出席活动。
“全国各地这么多省，都知道罗哲文，遇到什么有关文物的事，都请他去出主意。”罗哲文弟子马炳坚说。即使待在北京，这个老人还会一早上赶两个会，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但并非所有活动都真的请他出主意。“一半尊重他的意见，另一半只是听听，该怎么修还怎么修。”齐欣说，罗哲文最希望“不要弄花里胡哨的东西”，但会议过后，常发现“结果不是他当时提的意见”。
“我被当幌子了。”罗哲文这样感叹。
在与罗哲文相识数十年的老友朱炳仁看来，这位被奉为古建界鼻祖的老人“心里很痛苦”。7年前，罗哲文、朱炳仁与郑孝燮三位老专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力推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但申遗还没成功，运河两岸眼下已经建起了不少“假古建”。
“这些他都知道，有些他甚至参加过认证会。” 朱炳仁说，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动不动搞“落架大修”，最终“把文物修成了不是文物”。
“罗老最痛恨真的拆了，假的建起来了。” 朱炳仁说。
但罗哲文还是要去开会，要去说。他担心“不去的话更胡修”。今年3月31日住院之前，他还曾经一天赶了3个场子。
他的人生围绕着古建一路运转，似乎怎么也停不下来。去年6月，他的前列腺疾病已相当严重，仍坚持去山东济宁参加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大会，一路舟车劳顿。等回到北京，家人发现他已长时间无法小便，肚子鼓得亮堂堂。
可在京休养了一段时间，感觉稍微好点儿了，罗哲文“还要跑出去”。“他好像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趴下。”马炳坚说。每回身边人问起他的身体情况，老人总憨憨地笑：“我身体好，从来不得病，不上医院。”
“我还能再干5年！” 今年春节前后，他对旁人反复说起这句话。
在中国的文物圈里，这个老人的愿望并不罕见。这是一个几近断层，后继乏力的领域。当年营造学社的学员，如今只剩罗哲文一人。朱小南粗略估计，中国从事古代建筑保护工作的人目前大约仅一两千人。圈内人因而有了一句半开玩笑的顺口溜：“60小弟弟，70正当年，80加油站，90写写书。”
耄耋之年，罗哲文依然不断“加油”。几年前，朱炳仁曾与罗哲文一同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人为了修复古代的木结构建筑，竟特意请专家“做实验”，看看怎样才能更好地固化腐朽的木头。
朱炳仁至今记得，自己的老朋友就像个小学生一样，逐一拿起现场展示的木头，一块块掂量，比较重量，还不断找翻译传递自己的疑问。
更多的时候，罗哲文扮演了老师梁思成当年的角色。他招收徒弟，希望让门下的年轻人推动自己放下不的事业。齐欣说他已经数不清老人在不同的场合到底收了多少徒弟。两年前，齐欣也正式拜师学艺，每一回见到这徒弟，罗哲文总要忧心忡忡地交待许多事情。
“好好好，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末了老人总这样说。
朱小南也时常听老人聊起他对现状的不满。他不喜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也反感如今各地都搞“名城改造”，认为名城应该被“抢救和保护”。“他不提具体哪个地方，只说如果以后你们工作上遇到这些，一定要想办法治一治。”朱小南说。
他还不厌其烦地给晚辈讲述梁思成对他的一份嘱托。“把古代建筑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老人总这样说。
在许多人看来，罗哲文后来成了一个符号与象征，“只要他一出现，人们就想起要保护文物”。
但也有人质疑，晚年的罗哲文更像一个“老好人”，对别人所求之事，他几乎从不拒绝。社会各界都邀请他给古代建筑、书籍画册题匾题字，他“有求必应”，就连房地产商也不会拒之门外。
“罗老是个中庸主义者，他不说狠话，总是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齐欣说。
3年多前，方砚拿着自己所画的老北京城，战战兢兢地请罗哲文为画册题字写序，没想到老人一口答应，不久后就交给对方满满两页宣纸，上面是用毛笔字所写之序。
齐欣说题字是罗哲文与同道中人“互相励志”的方式，但求字的人越来越多，老人也顾不上仔细琢磨。“他也没想好写什么，对方说写‘文化遗产好’，他就写‘文化遗产好’。”齐欣说。
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罗哲文都花在了写字上。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书籍杂物，每次写字前要先清理一番。书房有些局促，写好的字没固定位置安放，老人便将之一一卷好，塞进各个角落。直到后来病重住院，他还惦记着自己“欠债太多”，“许多作业没有完成”。
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和善的老人心底有着怎样沉重的忧虑。晚年时，他最常回忆的一段往事是他与梁思成一同拯救北京城墙。
“拆城墙就像扒我的皮，抽我的血。”城墙最终被拆，梁思成失声痛哭。时隔数十年，罗哲文还常向旁人回忆起这些。
“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了，再不保护就没机会，没时间了。”朱小南曾听罗哲文这样说。
去年10月，罗哲文再一次带病赴安徽泾县，为当地的徽派民居村落设计保护方案。察看完当地村落之后，罗哲文一头扎进附近公园的洗手间，再也不能自己走出来。
这是这位老人最后一趟出远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