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家刘震云来说,目前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件是奥运会,另一件就是“潘金莲”。所谓“潘金莲”即指其新著——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是讲在人群中想说一句话,但把这句话说出去非常困难。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它说不出来,而是找不到听这话的人;《我不是潘金莲》则是讲: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纠正一句话,比说一句话更难。”日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我不是潘金莲》新书首发式上,刘震云如是说。
《我不是潘金莲》首先引发的争议是:书名到底该俗还是该雅。刘震云有自己的想法:“作品的名字还是深入浅出比较好。我起过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问我是什么意思——不像《我不是潘金莲》,给人感觉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是能扑哧笑了。”
《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刘震云就着手创作《我不是潘金莲》。两本书可谓是“兄妹篇”。据悉,这是他首次用女性视角写作。他说:“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性,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
小说围绕女主人公李雪莲展开。她为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其妙地背上了“潘金莲”的恶名。她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最终走上告状之路——从镇里告到县里,从市里告到北京,“不但没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
《我不是潘金莲》很容易被认为是“问题小说”。评论家张清华提醒读者:“作家看似关注上访问题,关心底层大众的疾苦,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小说的笔法既高度写实,又偏于寓言化。比如书中人物的名字——王公道、董县法、史为民等。整个小说的格调,既庄严又诙谐,既严峻又使用了‘障眼法’,反衬了在喜剧风格下面蕴含的庄严命题。”
刘震云称它为“底线小说”。即,貌似写官场百态,实际上写的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而“找到喜剧和荒诞的底线,比找到道德的底线还要难”。
刘震云曾在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倾听者。从《塔铺》到《一地鸡毛》再到《一句顶一万句》,他无一不是在用“倾听者”的身份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写作是我不懈的追求。”他说。
评论家雷达认为,《我不是潘金莲》延续了“倾听民间”的风格。一个民间女子,为了离婚案件,从县城到中央,多少官员人仰马翻。这并非夸张,而是极具现实感。所以,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感和人民性的作品。“这本书在写一种精神上的腐败。”评论家白烨也认为,它写的是当今社会中的“沟通缺失,信任缺失”。
《我不是潘金莲》仍带着刘震云一贯的风格——“绕”。“我经常听到别人评论我‘绕’,我也发现自己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恐怕与民族思维相关——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大而化之,说起来特别费劲。但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可当我想说清楚时,大家又觉得‘绕’了……”对此刘震云自己也带着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