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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利那句“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美国人达莱尔·哈夫对统计数据的说法显得温和许多，他认为，“普查工作者并非居心叵测之徒，但并非所有的数据都产生于良好的环境，也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会附有对精确度的说明。”因为缺乏精确度的说法，不仅使得一些统计数据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可能带来某种分崩与撕裂。
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2011年各区县主要统计数据，16区县例行“亮家底”。其中在人均年薪一项，北京市区县的数据显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当数拥有金融街的西城区，人均年薪达到109753元。其次是东城区的8.8万元、海淀区的8.6万元和朝阳区的8.3万元。另外，尽管西城人挣得最多，可“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却是海淀区的37746元，而“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是朝阳区，达到24799元。
不由想起几年前一个著名的网络段子：“张家有财一千万，十个邻居穷光蛋，平均下来算一算，个个都有上百万”。所以一点也不意外，类似西城区“人均年薪超10万”等数据，又紧紧跟随着一片“拖后腿”“被平均”的哀叹。这样的场景我们无数次地经历过，有关方面仿佛刻意要以这种看似无可争辩的数据，来提醒每个“屌丝”的存在感。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实在不知道，那些总是发出哀叹的群体，其基数到底有多大。显然在这方面，最擅长“数字说话”的统计部门，从未试图给出一个数据。
如果说统计部门长期容忍了“拖后腿”的群体面容模糊的现实，正好佐证了达莱尔·哈夫“精确度说明”缺失的论断，那么，这种缺失事实上早已不止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统计方法，即在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时，对统计对象的单位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对不同行业、不同社会收入群体再作一些相关的分布性、以及覆盖人数统计，那么，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或许会更真实，也更符合客观事实。舆论其实早已提醒了这一点，统计部门实在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我总觉得，统计数据之所以不得不背上一个不好的名声，其原因不仅在于统计部门总是一意孤行，企图以此来证明某种发展或富裕的幻觉，并乐此不疲，还在于从根本而言，它是对被平均数据所遮蔽的收入差距现实的漠视，以及对平均数据所产生社会情绪的漠然。如果说，“平均数”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概念，已不只是因为它可能给决策带来的误导，也因为它一再地对社会心态产生刺激与挑衅。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指的是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平均数”之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弥散？我们看到的，每一次的“平均”数据，都带来一次羞辱与伤害。而那些总是“拖后腿”的群体，在日渐的面容模糊之中，日益被所谓的主流社会所疏离或者被抛弃，从而滋生进一步的心理失衡。由此产生的，是社会共识的破裂，社会价值观的分崩离析。如果说中国社会阶层存在某种断裂的趋势，那么，历年的统计数据亦可谓有润物细无声之功。
怎样的统计方法是科学的，如何让统计数据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是统计部门要思考的问题。但一个面容模糊的巨大社会群体，总不可能一直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你终得正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