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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阆中市天宫乡副乡长戴彬在参加完相亲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之后，突然成了“网络红人”。
这让平日里安静惯了的戴彬有些不适应，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向他砸来，最让他难受的声音是，“副乡长参加相亲节目遭遇全场灭灯是否太失败？”
在多期《非诚勿扰》节目中，被全场24位女嘉宾灭灯之后，伴着悲伤的流行音乐离开录制现场的男嘉宾不计其数，但是单单戴彬的出场和“失败”却在近期内引起社会轰动和舆论风暴。
“就因为我是一个副乡长，一个来自农村的基层干部吗？”戴彬不曾想到参加一次电视相亲节目会给他带来这样的困扰。他的手机被打爆了，“一天接到100多个电话，办公室的两个同事也接了一天电话”。他一度觉得压力太大，像鸵鸟一样埋着头，躲避媒体和外界对他的关注。
10月24日，戴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在节目录制现场，同所有参加节目的男嘉宾一样，戴彬随着升降台下降，缓缓地进入电视镜头。他迈开步子，走到舞台中间，同主持人孟非握手。随后，现场一位女嘉宾说：“我发觉他刚走下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挥手的姿势特别像领导。”
孟非也打趣地说道：“眼光还挺好的，你像吗？”
戴彬冲女嘉宾回应一句：“我看你也适合去算命。”
孟非站在一旁评论：“他还挺会聊天的。”
当宣传片里村民称呼戴彬“乡长”的时候，现场响起了掌声，戴彬的心情也逐渐放松下来。第一条宣传片播完时，场上有超过一半的女嘉宾为他亮着灯。
不过，让戴彬没想到的是，现场的焦点开始落在他穿的衣服上。他上身穿着灰色条纹衬衫，外面套着一件天蓝色的V字领毛背心。裤子是白色的，两侧口袋外露着黑边。
突然，现场主持人黄菡问他：“你这一身打扮吧，确实有点儿跟我们最近来的男嘉宾不一样，我想你们那儿也不会特别冷吧，为什么穿一个毛背心呢？”
戴彬回答：“我走的那一天，就是在阆中走的那一天，比较冷。”这时，戴彬的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了。
但关于衣服的话题并未结束。孟非带着调侃的语气说，他也接触过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他们穿衣服给他感觉都一样，不分是哪儿的，冬天也穿一件西装，然后里边是鸡心领的羊毛衫。天比较凉的时候穿一件，天再凉一点儿穿两件，最冷的时候穿三件，三件鸡心领的，然后里边还打个领带。
“我很尴尬，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但是又不能显露出来，毕竟我是基层领导干部。”回想起这一段对话，戴彬的语气里仍有些许不悦，“我带了几套衣服去参加节目，最后还是化妆师觉得我身上穿的这套最合适。我想着参加娱乐节目不能穿得太严肃，就挑了这套衣服。”
“衣服的话题可能让我的形象打了折扣。”戴彬觉着，主持人的对话还是流露出对基层领导干部的一种比较陈旧的印象，“似乎这些人就是比较呆板的。”
戴彬在宣传片中一再强调，“我这个人做事是比较灵活的，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干部。”
关于衣服的对话结束之后，现场的话题又抛向了“方言”。戴彬在宣传片里一会儿说四川方言，一会儿又蹦出几句普通话。
现场一位女嘉宾说，她在几个地方，认识的几个领导，好像普通话都说得不是很好，跟他们唱歌时，时尚的歌曲不能点，都是《北国之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种类型的歌曲。
“我说普通话很别扭，平时跟村民讲方言习惯了。如果我坐在办公室里，跟高层人士打交道，我当然习惯说普通话了。可是，我对着当地老百姓，怎么讲普通话？”戴彬在跟记者交流的时候，说着一口“川普”。
戴彬在宣传片里陈述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现场女嘉宾灭灯的速度开始加快。他刻意地提到，“四川阆中是三面环水一面抱山的优美城市，我希望爱我的女孩，也能热爱阆中这块热土，来与我一起，在这个美丽城市，携手共享人生。”
宣传片播完，全场24盏灯全灭。戴彬和孟非握完手之后，转身，离开。
同大多数男嘉宾不一样的是，他在离场的时候少进行了一个环节：同舞台边上的黄菡和乐嘉握手或者拥抱。
“其实，我知道有这个环节，但是我想赶快离开这个尴尬的环境。”戴彬说。
不过，戴彬也表示，“全场灭灯并不让我沮丧。因为我不是冲着现场的24位女嘉宾来的，我是想对着全球的电视观众来展现自己。”
“虽然我也选了一个心动女生，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女嘉宾和我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我不是她们的菜，她们也不是我的菜。”录完节目后的第二天，戴彬便回到了天宫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0月21日，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戴彬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不仅要面对24位女嘉宾的打量，更要应对如潮水一般涌向他的舆论。
“为什么要参加电视相亲，是不是炒作和作秀？”
“为什么副乡长会失败？”
……
“我不是炒作，我只想通过这个节目，找一个女朋友，追求我个人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副乡长，我也只是个普通人。”戴彬说，“说实话，我的父母年纪这么大了，对我的婚事特别着急。人们也会议论，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结婚，是不是没有能力。”
戴彬说，今年9月，他去广元参加当地的一个女儿节时，刚好碰到《非诚勿扰》组织现场报名，“我就填了表”。随后，他又参加了面试。9月底，“我背着父母，也没跟组织汇报，去江苏录了节目”。
“干部管理条例也没有规定，科级干部不能参加电视相亲节目。”戴彬说。
2001年，戴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之后，一直在基层乡镇工作。一晃10年就过去了。
“现在农村都是老弱病残、留守妇女和儿童。年轻姑娘要么去城里上学，要么去城里打工，我的择偶面也很窄。其实，我觉得这是基层农村干部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戴彬说。
他也想过去城里打工，但是“父母还是希望我有稳定的工作”。
关于参加此次相亲节目被“全场灭灯”，戴彬总结了一下，“一是年龄差距，二是我在农村基层。我不是高帅富，职务又低。工资收入也很低，每个月就拿2000多块钱。”
在戴彬看来，他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和以24名女嘉宾为代表的都市女性的择偶观“二者不适应”。
“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是戴彬在采访中说的高频词语。
黄菡在节目中最后说，“我因为在党校工作，知道乡镇工作是特别不容易的，算是很基层，压力特别大。做这样一个工作的人，这么大年纪，连个家都没成……”这些话给了戴彬一些安慰。
“农村基层干部挺苦的。农村环境艰苦，矛盾多，交通不便，待遇低。找个老婆没工作，我也养不起。文化层次太低，也没法交流。这些问题都太现实了。”戴彬一再说。
不过，如今戴彬的邮箱里已经躺着将近2000封邮件了。
本报记者 陈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