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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一生流亡，阅历丰富——经历过20世纪上半叶的学潮，当过国民党宪兵，到台湾后任职于媒体，后旅居美国。他的人生历程伴随着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剧烈变迁，他的写作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大历史的深度、厚度和广度。
王鼎钧如今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1992年至2009年，他历时17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震动了整个海外华文世界。近日，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它通过个体经历与时代纠葛，从细部演说历史巨变，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其时天下已乱。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借个人离乱的遭遇而显现火焰山般的动荡年代，令人读来仿佛读章回小说。事实上，这是耄耋之年的作者用青春与血泪换来的。有评论认为，作者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血泪控诉的文章，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识，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以呈现一代众生的存在，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关注和了解。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四部回忆录由著名学人齐邦媛、朱西宁、杨照、高华、王奇生等联名推荐。
在台湾，王鼎钧和余光中齐名，在华文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抗日战争爆发，当地高门大族纷纷组织游击队，他跟着父亲打游击。1942年，他穿过日占区，到达安徽阜阳就读国立二十二中学。抗战末期，他成为国民党宪兵，历徐州、南京、上海、葫芦岛、沈阳，洞悉国民党真实面目。1949年，他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经历俘虏营训练，穿着解放军服，徒步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到上海，最终远走台湾……三年半奔波6700公里，烽火连天，关山夺路，乱中景象尽收眼底。在台湾媒体工作期间，阅尽台湾文化界内幕和各色人物的艰辛与沉浮。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值得称道。
首先是其人经历的完整性。在对日抗战时期，王鼎钧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参加国民党军队，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他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
其次，是他超越政治立场、个人恩怨的写作态度。他说：“我很想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他用老僧心境，记述天下变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回忆录，用的是“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这自由，一方面是环境上的自由，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也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我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王鼎钧说。
无论是《昨天的云》里争来斗去的地主游击队，唱歌挑水的八路军，夹缝生存的保安大队长和翻译官，疯爷，国民党模范县长范筑先；还是《怒目少年》里的国民党兵痞、学运英雄和学潮、宛西别廷芳的乡村自治、青年军；再到《关山夺路》里国共拉锯战中一面挂蒋公照片，一面挂毛公照片的村公所，沈阳城外天寒地冻出来挖铁路的解放军，日俘日侨，山东土改“难民”和还乡团，国军俘虏和曲折逃亡……这一切都大大修正和丰富了原有的历史图景，以前所未有的细节和跳出纸面的生动鲜活，冲击着读者的视线。亦如历史学者王奇生所说：“三年国共内战正值作者青年时期，战局最剧烈、政局最纠结、出路最迷茫，青年人的感应又最敏锐，而在老年作者笔下，平心静气，娓娓道来，竟是如此有声有色，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王鼎钧称自己是“该死不死”的人，他说：“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
历史学家高华生前对此书评价很高，在他看来，大陆读者对台湾知识分子在这30年间的生活，所知甚少。“……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睿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