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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东征三驾马车”之一的“鬼才”作家贾平凹，时隔两年，带着他40万字的长篇小说《带灯》，再一次驶入北京。
在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带灯》新书发布会上，已入耳顺之年的贾平凹，依旧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依旧讲着他熟悉的乡土题材故事。他这一次以女性为其作品的主角，这样的素材来源于他身边“综治办”的女干部。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身处中国基层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一点不合时宜，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贾平凹在书中所描述的樱镇，完整地展现中国农村的现状和风貌。小到邻里之间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作风、贪污腐败等问题，都让带灯处于现实社会的漩涡中心。作家借带灯之口，把中国基层生活中的问题和纠结，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在《带灯》的第一读者、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看来，这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惟一一部对当下现实不仅直面而且充满关切的作品。
贾平凹摆脱了此前“把现实与奇异、夸张、变形，纠结在一起”的特征，在保留原来叙事风格的基础上，显得更为明快和流畅，更容易让读者接受。正像贾平凹在后记中所写：“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贾平凹的创作生命力让人惊讶。50余万字的《古炉》余温尚未消，近40万字的《带灯》又滚烫而至，对于一个纯粹写作的作家来说，这样的高产实在难得。潘凯雄犹记两年前，初见《古炉》时，责任编辑拿着满满两大口袋手稿交到他手中。贾平凹的高产和认真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却谦虚地把这种勤奋戏称作“鸡不下蛋它憋啊”。
尽管高产，但贾平凹坚持“有原型才写作”。在作品中，他所用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从生活中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道听途说或编造的”。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写带灯的生活、为什么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感”时，贾平凹这样回答：“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社会基层确实有很多危机，人性的负面也在集中显现。中国的农村生态确实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写完《古炉》后，我常去基层，看到好多问题，自己有些忧心，就写了《带灯》。”
“要真诚地呈现基层生活，真实地表达干部心态”。这是贾平凹的追求。
现实中的村干部“带灯”对于小说似乎不感兴趣，她让贾平凹随便写。贾平凹对这个人物印象深刻：“她不是追求名利的人，唯一喜欢的就是看杂志，看得最多的是《读者》。她没有更多的欲望，活的自得就可以。她对管辖的每一个村子都很熟悉。”“她有文化，很清高，却在跑村子的时候，只背一个书包，装两瓶矿泉水，买两个粽子就走了。”这种反差，引起贾平凹创作的兴趣。
如今，贾平凹与“带灯”仍有往来。“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贾平凹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带灯》最后，出现一大片萤火虫。这也包含了贾平凹自己对现实的解读。“写到这的时候，我想，虽然带灯的心里受到伤害，脑子也出现了问题。后来自己也上访了。但当下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一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的一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的。”贾平凹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