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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次站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可站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主席台上，给1000多名新委员授课，蒋洪还是头一回。
这个头发花白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能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对新委员进行培训。
“别人都说我是刺儿头，我想我应该是不受欢迎的。”蒋洪说。
五年前，蒋洪头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准备了一个大会发言，要求各级政府公开预算信息，后来没有获准大会发言。
第二年，他接到通知，可以把前一年那个大会发言拿到人民大会堂台上念一遍，那个大会发言的题目叫“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都白了”。
这个发言获得了大会堂里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话：“政府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这些钱都用到哪里了？到底该不该这样使用？”很多委员说，蒋洪的发言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
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谁在使用？用在了什么地方？这笔钱究竟是给学校盖楼了还是给公务员发工资了？各级领导坐的车每年要花掉多少钱？他们出了几次国？为啥出国？去了哪里？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多少年来，这些问题都是雾里看花，从来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拿出数据，详详细细地向百姓说说这笔账。多少年来，也没人较真儿。
这个生活中从不惹事儿的大学教授，从2008年起，跟这个问题叫上了板。
在他看来，自己年复一年在课堂上对自己的学生讲述政府信息要公开、花钱要透明的理念，应该转化成行动了。
2008年9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个月之后，蒋洪组织了上百名上海财经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异常艰难。蒋洪带着这些学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各省级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省财政厅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几乎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配合这项调查。而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预算、决算信息是各级政府应该主动公开的。
此路不通，蒋洪又带着学生查阅资料，他们一个一个地对政府网站和出版物进行检索，收集这些省级政府的财政信息。
结果吓人一跳，在这项研究设定的113项基本财政信息中，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平均仅为22项。
不仅如此，蒋洪带领的项目组向各省级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发出调查函，但从反馈的调查表来看，情况一样不乐观，各省级人大所能获得的财政信息的平均状况，与普通公民获得的几乎不相上下。财政信息对于作为监督机关的人大，透明度都低得可怜。
从这一年起，名为《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的调查项目开始成为蒋洪年年努力的事业。2009年，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为21.71分。2010年为21.87分，仅进步了0.16分。
这项调查让蒋洪出名了，众多网友成了他的微博粉丝，相关政府部门也认识了这个老教授。
“财政部的官员都知道上海有个蒋洪。”蒋洪告诉记者，自从做了财政公开的调查，接到过不少官员的电话和来访。
国务院法制办曾打来电话，一条一条地向蒋洪解释；财政部也曾派人赶到上海，当面跟蒋洪谈；还有部门经常会找蒋洪聊一聊，上海财经大学的领导还曾接到过有关部门的电话，让他们劝劝蒋洪。
“对他们的态度我很满意，但对他们答复我的内容，我不满意。”蒋洪说。
不满意的结果，就是不断拿出提案，年复一年地继续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锲而不舍的努力有了成果。2009年全国两会之后，财政部第一次拿出了“国家账单”，4张表格。2010年两会之后，4张表格扩容到12张，这一年，有75个部门亮出自家账本。20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92个。2012年，增加到97个，同时，几个省级政府也开始公布预算信息。
从2011年的公布时间延续了两个月、数据说明五花八门到2012年两天内近百个中央部门集中动作、格式统一，中国的财政信息公开终于蹒跚起步。
蒋洪依然不满意，“公开的账本太粗，一个数字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大家想看到的内容还是看不到，搞不清楚每个数字的具体构成，让我怎么监督政府？”
连续五年，蒋洪都在为财政公开努力。他说，财政公开的道路很漫长、很崎岖，未来会怎样无法预测，“但我只想为自己负责，为这个事情做出努力。”
曾经有学生、同事劝过他，何必老让别人不高兴，这个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广东人总是那句话，“这些事涉及老百姓的基本权力，总得有人去做吧。”
在5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蒋洪觉得很孤独，“我找不到一位可以和我谈谈这个问题的同道中人。”
他总有顾虑，怕自己紧抓不放的事情会连累了别人，所以，不论多想增加提案的分量，也从来不找别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一位委员说，今年全国政协选择蒋洪给新委员做培训，是因为蒋洪这几年的经历就是很好的“履职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