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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把苏联与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事业中的沉沉浮浮，进行了十分大胆又极有见地的比较。傅高义首先注意到，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缘政治的特点。
如果论及与苏联的渊源和对其认识深刻者，在中国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中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自传中写道：“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邓小平在苏联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延续实施“新经济政策”。由列宁倡导的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抓住机遇，为加快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很多，主要内容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吸引外资，实行租让制，大力促进生产力等。
邓小平晚年有关计划和市场要兼而有之、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提法，不能说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与感受无关。上世纪60年代，他还曾被指派参与中苏论战，当然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端。1985年，他还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苏共 “老大哥”的惨痛教训，无疑会给中国执政党带来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尽快跨越和摆脱苏式体制，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与苏联相比，中国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客观优势，但傅高义还是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归结于“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上。这些“截然不同的选择”是：
一、坚持共产党的权威不动摇。
二、邓小平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他的做法是步步推进。邓深谙国情，知道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和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
三、邓小平把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放在了“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上。苏共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学生到海外留学。而邓小平则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邓公虽然离去己16年，但我们至今仍无法准确地丈量这棵“大树”的高度。为什么对于邓公这个人，中国那句老话“盖棺论定”却有点不灵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被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他的理想、抱负还没有实现。同样，他在生前曾经为之忧虑的社会难题，也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我这里所说的邓小平的理想与抱负，仅仅是他生前一再强调、反复阐明的“小康社会”，是己经被13亿中国公众所认可的一种社会状态、一种可以为绝大多数人感知的和谐安宁与幸福。
邓小平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不爱听口号、不爱听套话和虚话，他与多数中国公众沟通的精神桥梁和通道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建设“小康社会”和“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一个社会和一个政党是非优劣的标准。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与记者见面时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邓公所愿所想丝丝入扣。而新一届领导人所秉承的“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也恰恰说明邓小平时代所确定的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仍在努力完成之中。邓小平所预见到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难题，正在对他的接班人们提出一系列挑战。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记载，早在1993年9月，邓在同自己的弟弟邓垦谈话时就说过，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一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另一句“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样两句话勾勒出中国进入所谓“矛盾突显期”的根源。缩小收入分配上的悬殊差距，减少城市化大趋势中的社会震荡，消除对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形成危害的各类安全隐患，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都将是新一届领导人所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