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近日当选美国双料院士,又让旧事重提。2011年,中科院增选院士时,施一公与另一热门人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双双落选,成为当年最轰动的新闻之一。
两人为何双双落选中科院院士,时至今日,这仍然是罗生门。中科院和两人所参评的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生科医学部)对此的解释,差别很大。评选结果出来后,就有生科医学部院士称,两人落选跟“国籍”有关。院士候选人确实明确要求“中国国籍”,但施一公申报院士时,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饶毅也是如此。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当时就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两人落选院士与“国籍”无关,“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也将其列入了有效候选人中”。
按理来说,既然中科院学部主席团认定了,“国籍”问题就应不成问题。但是,去年两会期间,笔者寻访了施、饶所增选的生科医学部的多位院士(该学部有124人,约10%为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惊讶地发现,两人落选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国籍”,而非水平问题。事实上,接受采访的院士们都认为,施、饶两人的学术水平令人信服,只是“国籍”问题未明了,并且,回国时间短,没有为国内作出多大贡献。还有院士认为,两人联手在《科学》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举动,是走“愤青”路线。
中国科学院和生科医学部的两种不同解释,让外界一头雾水,也使得当事人有话说。至少,饶毅就觉得“国籍”这个理由没法让人信服。他指称,近十几年来,生物医学部曾将无中国国籍者选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当选者未放弃外国国籍。就回国时间短、贡献多寡,他也列举了许多反例,比如有些候选人当选院士时,还在国外工作着呢。
由此可见,院士增选工作仍需完善,《中科院院士章程》也有待进一步严密化、精细化。而且,不像“任何成员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都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中科院院士章程》虽强调“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却并未明确“科学成就”这一核心标准,只是笼统地注明“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
跟外界不少人的理解不一样的是,院士候选人能不能成为院士,其主要权力并不在中国科学院,而是在候选人所参选的学部。院士评审主要分为三轮:通信评审、会议评审和正式选举,三轮都是由学部来主导的,中科院的院士工作局只负责联络和服务工作。
所以,饶毅在落选后的表态中,也并未对中科院有非议,他反而认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体制并不需特别改造”。接受笔者采访的该学部院士,也认为院士选举过程非常民主,并不存在黑幕一说。
谁都明白,把“国籍”作为理由最省事,也是回避外界指责的最好借口,然而,其背后,很难说院士们没有自己的“江湖”。诸如“走愤青路线”、回国时间不长等理由表明,院士评选的核心标准并非学术。这些年来,院士制度一直遭到诟病,其最大原因就在于没能抵挡权力和金钱的侵袭,“高官院士”、“关系院士”等传闻层出不穷。要想让院士制度获得公众的尊重与认可,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院士增选制度,更长远地看,则是坚守学术标准,去掉不必要的干扰因素,使院士制度和院士都变得更为纯粹,更能坚守学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