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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研讨：什么样的土壤滋生了“大师”
宗和
从1980年代以来，各种“大师”、“神人”可谓层出不穷。而近来媒体披露出的“王林”事件，因为与高级官员、知名富豪、娱乐明星等的结交纠葛，更是引起舆论哗然。虽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以来已过去一个世纪，但中国社会至今仍然还有着让迷信和伪科学滋生乃至盛行的肥沃土壤。
九三学社中央与《民主与科学》杂志社日前举办“科学精神与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曾参与披露“大师”现象的媒体人士和曾致力于揭批伪科学的专家，一起探讨“大师”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
7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感慨，她还记得小时候参加扫盲班的情景，那时主张破除迷信，而这么多年过去，今天仍然有这么多社会精英包括领导干部都信“大师”，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这种现象也并不是靠科学普及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中医研究院原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介绍了他当年对气功现象的研究心得，认为所谓“发功”对部分患者有用，其主要原理是心理暗示。
张洪林将王林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伪科学时代的“遗少”，认为当年虽然把一些伪科学活动“压”了下去，但由于对滋生这些现象的土壤没有进行清理，伪科学还以暗流的形式活动，到一定时候就显露出来。
媒体人曹保印认为，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各阶层如官员、企业家、中产阶级、普通民众等，某种程度上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有着某种危机感。如果一个社会法治不昌，人们不清楚规则究竟是什么，缺少可确定的预期，就容易信鬼神、信“大师”。“要想让‘大师’不再出现，我始终认为，科学素养并不是最重要的，民主与科学才是最重要的。”曹保印说。
学者黄纪苏则提到，从“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社会的大转型带来了某种价值信仰真空，也就造成了认识论上的崩塌。《科技导报》原常务副社长蔡德诚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文革”之后，很多人确实出现了思想上的“恍惚”：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理想？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真正追求的？如果人们普遍失去思想的依托，失去思想的自信，社会上就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那么思想应依托什么而确立？蔡德诚主张要在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上下工夫，而这跟灌输科学知识是两回事儿。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将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实质要素归纳成6条：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对错误者宽容，因为试错也是对发现真理的贡献）。他认为，如果这些能变成大家掌握的思想武器，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理性，并且能把民智民慧调动起来，文化的潜力也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真能这么做了，“科学在其中，民主也就在其中了”。
与会专家学者大多有一个共识，即科学知识并不等于科学素养。在学者李醒民看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比较好，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普及却比较差；而“实证、理性”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多年致力于科普工作的陶世龙建议，应从根儿上把一些基本问题研究弄清楚。比如，中国古代把“气”视作万物起源，有人说这有唯物主义的一面，但古代中国的“气”既包括物质之气，也包括精神之气，把二者混在一起。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髓，而事实上，这种天人不分的思想妨碍了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伪科学现象小议
史晓雷
从2010年的张悟本、李一，到今年的王林事件，看起来这像是我国自1980年代初以来，又一个面临“大师”辈出的时代。
西方伪科学的声势也不小，有时还会成立一些专门组织，甚至某些著名科学家也乐于其中，比如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恩格斯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他们的伪科学活动。
西方伪科学的“传统项目”有占星术、神创论、麦田怪圈、UFO（不明飞行物）、永动机以及各种替代疗法等。占星术发源于两河流域，传到希腊之后形成了以预见个人命运为主流的世俗占星体系（我国古代的占星术以服务于王朝更迭和战争胜负为宗旨，称军国占星体系）。近代天文学确立之后，占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仍比较盛行。神创论是原教旨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从而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生物学的进展，他们日渐式微，但又不断改头换面打着别的旗帜鼓吹超自然力量创造万物的观点，比如智能设计论等。近几年，神创论在美国部分州又有所抬头。至于各种替代疗法，有点类似我国常见的电线杆上贴的那种“祖传秘方”。
种种伪科学活动，会掩盖以真正科学探究为依据的客观真相，进而损害民主的根基，这已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认识。比如美国，早在18世纪，开国元勋杰弗逊就把牛顿、培根和洛克的思想作为美国独立的依据，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获得的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达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尽管近些年反科学的保守派人士与后现代主义者联合起来对科学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在某种程度上为伪科学提供了庇护空间，但深受科学精神浸淫的西方社会其理性根基不至于动摇。
我国的伪科学活动、反理性思潮，有一些就是拾西方的牙慧，经过再包装兜售过来的。但是我国的伪科学活动又有自身的特点，颇具迷惑性、“感召力”，从而加大了识破、揭露的难度，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首先是与传统文化黏连在一起。我国伪科学的重灾区是保健养生领域、风水学说。近些年，弘扬传统文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一些伪科学也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招摇撞骗。比如，风水已经乘着“国学热”的快车，名正言顺地成了高校各种培训讲习班的香饽饽。
其次是与“名人”黏连在一起，有政要、富豪、娱乐名人，有时甚至包括著名科学家。美国前总统里根及其夫人也钟情于占星术，但像我国这样黏连如此紧密者，的确罕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张宏堡、严新、张香玉、李洪志等“特异功能大师”、“气功大师”遍地开花，加上当时个别科学家也在鼓吹人体科学的革命，以至于一些大师能直接与国家领导人面谈，实施表演，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产生在西方。自明末传教士“捎带”来一些近代科学，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我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科学极少识得其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高举起科学、民主两杆大旗，随之而来的“科玄论战”引发了关于要确立科学的人生观还是玄学的人生观的大讨论。胡适疾呼，中国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建国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政治风潮的影响，科学事业受到影响，科学精神一度遭到扭曲。改革开放后，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同时思想的大解放也带来了一种急切期待科学革命的心理，伪科学活动趁机滋生。而近些年，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主义的引入，一些反科学、反理性的思潮有所蔓延。比如，该思潮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迷信没什么根本区别，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东西，导致国内目前出现某种反智主义，就是公众对科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反而不信任，宁可去信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言论甚至谣传。
科学需要普及，使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英国的大科学家法拉第当年亲自给少年儿童讲解蜡烛燃烧中的化学知识，赫胥黎为了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许多普及工作，道金斯的科普著作几乎成了神创论者挥之不去的梦靥。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应该有类似这样的科学明星、反伪科学明星。
公众科学素养提升的关键在科学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美国的“2061计划”在稳扎稳打地推进，奥巴马去年又承诺美国在未来10年要培养10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反观我国，小学阶段的科学课在许多地区仍形同虚设，有“小升初”导向的问题，有师资匮乏的问题，等等。如果从小丧失了对科学的兴趣，而后又不能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去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那么崇尚科学就会成为一句空谈。
刹一刹官员中的迷信之风
李明亮
（作者单位：河南南阳市宛城区纪委）
经笔者对媒体报道的有关官员封建迷信案例进行汇总，当前封建迷信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滋生和蔓延。2013年9月10日《检察日报》引用2006年调查数据称，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52.4%）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迷信”。
据调查了解，当前官员封建迷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迷信“大师”占卜算卦；二是迷信风水。个别官员迷信官场风水学，对党政机关办公楼、办公室的位置、布局都要请风水大师勘察指点，“请”法器、巨石等保官避祸；三是迷信神灵。一些党员干部居然相信“鬼怪神力”，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供奉神龛，烧香拜佛。比如媒体报道，有官员每次收到钱款，都要在“神龛”下面放一段时间，以求保佑，他家隐匿赃物的箱包也极有“讲究”，四角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以求“四平八稳”。
官员为何会热衷于信神敬鬼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空虚寻求寄托。一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从病根上说，是官员信念畸变、理想丧失、价值观扭曲的产物；二是“心中有鬼”寻求心理安慰。一些官员因自身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担心东窗事发，内心恐惧，为寻找精神寄托，迫不得已祈求神灵保佑，以缓解巨大的精神压力；三是“权欲熏心”为求官运祈求神灵。他们当官上瘾，把仕途升迁当作人生的唯一追求。
党员干部信“大师”、信鬼神，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败坏党风政风，腐蚀社会风气，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因此，刹一刹官员中的封建迷信之风刻不容缓。
方术泛滥的背后
慕朵生
《半月谈》杂志近期援引数据称，在中国大陆900多名接受此前一项调查的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相信不同形式的迷信活动。此前，江西萍乡“气功大师”王林因富甲一方，言行飞扬跋扈，且众多权贵富豪明星对之顶礼膜拜，一跃成为中国“名人”。从这些数据和事例可看出，方士横行，方术泛滥。
方士，即“有方之士”，其术为方术，俗称“巫术”，如卜筮、算命、相面、望气、扶乩、祈禳、通灵、堪舆、炼丹、气功等。千百年来，方士方术一直是中国民间风俗、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 “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传统”（Big Tradition），即主流信仰和精英文化。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方士经常逾越“小传统”的界限，被动或主动地参与政事，与“大传统”发生复杂的纠缠。
比如，秦始皇建立大秦王朝，冀望国祚传之无穷，追求长生不老，故崇奉方士，大规模炼丹药、求神仙。方士则因寻仙药不得而渐恐，故讥讽始皇无道，遂有“坑儒”之事，始皇也因此多了一项千古骂名。又比如，《史记·汉武本纪》近半篇幅都讲述汉武帝如何宠信方士，甚至放任方士介入宫廷朝政纷争，以至于出现诬陷太子至死并牵连十数万人的“巫蛊案”，导致后任皇储选用不当，成为强大的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同时，方士不只影响中央政治，更对地方文化、社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如《风俗通义》说：“（东汉）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载：“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今河南清丰一带8名缙绅因信方士之言，服用丹药中毒身亡。此外，方士一旦做大，往往会聚集门徒，形成类似宗教的地方组织，并经常揭竿而起，如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军起义之类是也。
历览前史还会发现，方士横行、方术泛滥，常发生在社会出现腐烂、政治出现紊乱，特别是主流信仰出现混乱的环境中。因为，这种情况下，民众往往会很茫然甚至饥不择食地寻找另外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来调适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之中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
而当下社会方士横行、方术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在寻求“国家富强”以及通过粗放型经济增长维持政治合法性的强大压力下，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进程等在内的现代社会转型十分迅速，同时也意味着，要将西方国家完成社会转型的几百年内所遇到或不曾遇到的各类社会矛盾，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市场的残酷竞争、严重的贫富不均等，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来消化。因此，经济发展迅速与社会矛盾多发构成了基本景观，民众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增加，为祈福消灾、掐指算命的方士方术，提供了潜滋暗长的土壤。
其二，随着社会转型的急遽展开，社会阶层和精神需求同步出现多样化，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潮、主义以及各种方术，纷纷粉墨登场，且都找到自己数量可观的信众。坦率说，时至今日，社会处于某种信仰迷失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