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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以来，各种“大师”、“神人”可谓层出不穷。而近来媒体披露出的“王林”事件，因为与高级官员、知名富豪、娱乐明星等的结交纠葛，更是引起舆论哗然。虽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以来已过去一个世纪，但中国社会至今仍然还有着让迷信和伪科学滋生乃至盛行的肥沃土壤。
九三学社中央与《民主与科学》杂志社日前举办“科学精神与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曾参与披露“大师”现象的媒体人士和曾致力于揭批伪科学的专家，一起探讨“大师”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
7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感慨，她还记得小时候参加扫盲班的情景，那时主张破除迷信，而这么多年过去，今天仍然有这么多社会精英包括领导干部都信“大师”，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这种现象也并不是靠科学普及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中医研究院原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介绍了他当年对气功现象的研究心得，认为所谓“发功”对部分患者有用，其主要原理是心理暗示。
张洪林将王林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伪科学时代的“遗少”，认为当年虽然把一些伪科学活动“压”了下去，但由于对滋生这些现象的土壤没有进行清理，伪科学还以暗流的形式活动，到一定时候就显露出来。
媒体人曹保印认为，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各阶层如官员、企业家、中产阶级、普通民众等，某种程度上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有着某种危机感。如果一个社会法治不昌，人们不清楚规则究竟是什么，缺少可确定的预期，就容易信鬼神、信“大师”。“要想让‘大师’不再出现，我始终认为，科学素养并不是最重要的，民主与科学才是最重要的。”曹保印说。
学者黄纪苏则提到，从“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社会的大转型带来了某种价值信仰真空，也就造成了认识论上的崩塌。《科技导报》原常务副社长蔡德诚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文革”之后，很多人确实出现了思想上的“恍惚”：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理想？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真正追求的？如果人们普遍失去思想的依托，失去思想的自信，社会上就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那么思想应依托什么而确立？蔡德诚主张要在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上下工夫，而这跟灌输科学知识是两回事儿。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将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实质要素归纳成6条：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对错误者宽容，因为试错也是对发现真理的贡献）。他认为，如果这些能变成大家掌握的思想武器，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理性，并且能把民智民慧调动起来，文化的潜力也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真能这么做了，“科学在其中，民主也就在其中了”。
与会专家学者大多有一个共识，即科学知识并不等于科学素养。在学者李醒民看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比较好，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普及却比较差；而“实证、理性”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多年致力于科普工作的陶世龙建议，应从根儿上把一些基本问题研究弄清楚。比如，中国古代把“气”视作万物起源，有人说这有唯物主义的一面，但古代中国的“气”既包括物质之气，也包括精神之气，把二者混在一起。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髓，而事实上，这种天人不分的思想妨碍了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