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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广东顺德市民余仲文可能还是像原来那样，做着他的“企业管理咨询”工作，偶尔在兼职帮客户注册公司的时候，抱怨一下“手续能不能简单一点”。
但在当地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去年5月，他帮客户“不用一分钱”就注册了一家公司，拿到了广东省第一张商事登记营业执照。很快，有感于改革后注册公司的便利，他给自己也注册了一家商业服务公司，主营业务正是帮当地的小微企业完成登记注册，办理营业执照。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好了，我要帮政府大力推广一下。”这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笑着说。
34份材料、7次往返，合并为13份材料、1次完成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到来，包括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再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1月1日举行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此项改革“对于激发市场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余仲文而言，总理讲话中这些看似抽象宏大的“意义”，早已实实在在地渗入了他的生活。他还记得，早前帮助注册公司的时候，各项手续纷繁复杂，连一张身份证都需要复印好几份，分别交给几个不同的审批部门。要获得一张营业执照，最快也要十多天，运气不好的时候，20几天拿不到执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公司营业之前，注册人需要四处寻找专门的写字楼作为公司注册地，还要筹集大笔资金存入银行。如此，常常公司还没正式成立，“整个人就被累得身心俱疲”。
深感苦闷的余仲文有时会向顺德区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审批协调科抱怨：“注册的过程能不能简单一点？”
作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闵乐萍对于这样的声音并不陌生。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顺德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内容，正是针对这些来自市场的声音所作出的调整：改革后，一般经营项目在身份核准之后就能完成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家庭住宅也可以注册公司，注册资本不再需要提前缴纳，“零首付”注册公司变成可能。
在商事登记改革推出一年后，顺德于今年9月再次推出“一表登记，三证同发”的企业登记并联审批改革，简化审批流程，让企业填写一张表格，提交一套资料，就完成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章备案的申请工作。
一份公开表格显示，改革前，要登记一家企业，需要提交34份材料，在4个部门往返7次，等待13.5个工作日的审批；而改革之后，只需要在1个窗口提交13份资料，往返两次，审批时间也被缩短到了4个工作日。
“别的地方营业执照还没拿到时，在顺德已能接好几十万的订单了”
余仲文是第一个尝到商事登记改革“甜头”的人。在得知改革的消息后，他立刻向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并且用一天时间整理好相关资料，在新政策实行当天一早就赶到了服务大厅。
结果，当天下午，他就得到反馈，第二天一早就领到了营业执照。
“整个过程很顺畅。”余仲文回忆说。他很快意识到，公司注册这个从前看起来既麻烦、又不赚钱的“鸡肋”，已经变成了一个商机无限的“金矿”。没过多久，他就注册了一家商业服务公司，自己给自己当起了老板。
如今，生意越做越大的余仲文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顺德以外的地方。他常常向其他区县的商人推荐，来顺德注册公司“节奏很快、很舒服”：“别的地方营业执照还没拿到的时候，在顺德已经能接好几十万的订单了。”
事实上，也的确有越来越多其他地区的企业把注册地放在了顺德。在余仲文看来，这就是顺德的“改革红利”。
试点一年半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给顺德带来的变化正在一一显现。从2012年5月至今年9月，全区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10503户，比去年同比增加25.77%。今年1月至9月，个体工商户新增9495户，增幅达到10.25%。尤为难得的是，这些新注册公司不是“空壳”，99%的内资公司都办理了税务登记，在市场上真实运营。
同时，这项改革也如同在平静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其后续效应正在不断波及其他领域。
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助理梁伟强告诉记者，网吧、餐馆等营业项目原本存在配额限制，一些有市场需求却拿不到配额许可的店铺，只能选择无照经营。改革之后，申请营业执照的店铺数量迅速增长，有关审批部门在注意到新形势之后迅速出台措施，放开配额限制。
“其实，行政手段不需要作出那么多限制，市场会决定自己的需求。”梁伟强说。他同时强调，放宽准入并不意味着管理的松懈，改革不仅倒逼了准入许可的变化，也倒逼出了一条“谁审批、谁监管”的新型监管模式。
顺德是改革试验田，也一直在享受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
当然，这里的改革也曾遇到阻力。曾经有人以上级部门反对、“破坏保密工作”为由推脱改革，还有人质疑：“零资本注册”的改革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
闵乐萍当时回应道：“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突破陈规的探索。”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11月1日举行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发言中介绍了以顺德等地为试点在全省推开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经验，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充分肯定”。在闵乐萍看来，这也是对顺德改革方向、方法的肯定。
顺德的改革者们总结说，这里的行政审批改革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于地方政府对于改革试点的重视，得益于当地大部制改革的基础——将23个服务点的行政审批事务并入一栋大楼，也得益于梳理出了一份最完整的、包含5720个项目的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做好了简政放权的准备。
在统计清单的时候，顺德特别要求，凡是对民众“卡脖子”的项目，不管是审批事项还是便民服务，都要列出来，“权力清单中没有的项目以后无权实施”。作为直接管理者，闵乐萍尤其强调，凡是列出来的项目，一定要做到最细、无法再拆分，因为她曾经在一个地区参观时发现，当地表面上看把审批事项减少了几十项，但仔细一研究，全是“小项并大项”，根本没有实际变化。
“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绕过去，改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她说。
顺德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另一份《企业经营审批事项目录》的“清单”，进一步梳理18个行业、221项企业经营审批事项，并且压缩每个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闵乐萍开玩笑地说，她和同事们的工作，是给顺德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留下一部“天书”：“无论谁做审批，标准都是一样；无论谁做领导，改革都要继续。”
在顺德区委、区政府副秘书长李允冠看来，从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建立，到率先推动综合配套改革、大部制改革，再到如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如何“形成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建立文明、有序的社会秩序”，顺德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顺德的血液里流淌着‘改革’的基因，顺德也一直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红利。”李允冠说。
事实上，这里正在筹划编写《政府工作规则》，那将是另一部更大的政府职能“天书”，为大部制改革后各部门的分工协调以及决策监督，建立起制度化的标准规范，堵“人治”而弘“法治”。
改革红利不仅让顺德孕育了美的、格兰仕、碧桂园这些享誉全国的大型企业，也让顺德成长为经济总量堪比中西部地级市的“巨无霸”区县。同时，改革也给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遇。
对于余仲文而言，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不仅给他的客户带来了便利，给社会省了“不知道多少钱”，更成了他如今的生计来源。这个“前公务员”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辞职下海，如今在新一轮的改革里，再次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