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下）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的模样，在当年的主流媒体，甚至国人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叙事中，大都呈现出如下特点：革命高潮不断，戏剧化的口号，还有事件迭出；自我塑造，又自我毁灭同样急不可待；甚至与贫困紧随的诗意而又浪漫的主观化场景，与政治图式，不时被当做模范景观，而得以传播。包括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急于改变现状，但又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过去——农耕社会的文化与习俗型塑的社会底色之中，沉闷而又单调，普通人的日常欲望似乎从那些刻板的模式化的言语中消失了。1958年，法国摄影家布列松来华时的观察并没有多少改变：中国人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未来，唯独没有现在。

    “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性和偏执狂的话语中生活。无法在这种结构、这种无断痕的文本之中生活。”

    1974年5月3日，星期五，罗兰·巴特一行在北京大学参观、座谈间隙记下这番感触。在他看来，“这所发起‘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认为最富有智慧话语的大学，完全是空荡荡的，寂静的。”抵达已瘫痪多时的校园后，由文学女教授、哲学院院长、哲学系大学生及行政办公室干部接待了他们，参观、谈话的结果，让巴特发现了此时中国人中盛行的“一种奇妙的修辞学——说服和战胜的艺术，也就是说让言语活动无空隙、无返回。”客人们参观的图书馆里，空荡无人，散发着樟脑味，墙上也是当年所有中国政治景观中的标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大伟人”和毛泽东的肖像。作为学者，巴特颇有些奇怪地感叹说：“好像为了欢迎我们，人们完全腾空了大学，并使其变得像是极度疲惫似的。”夜幕降临，天气依然寒冷，但巴特不忘自己参观过的那冷清的图书馆，他不无感伤地写道：“有些破旧。”

    这一天的会谈间隙，巴特有些走神，他向窗外眺望，发现校园内的松树枝繁叶茂，而所坐的客厅里却有些昏暗。他感到面前带有装饰的窗户后面，是一个非常法国化的国家，几乎就是法国的西南地区：松树，还有梧桐树。这情形又让他心有旁骛：“很静，古色古香，高雅的地方。很静，这是美国南部校园生活的艺术。”如果巴特在世，今天重访北大，他对眼前反复修建改造过的气派校园不知又会作何联想。

    有关这种无处不在的异国想象，还体现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视觉作品上。在西安博物馆，那些苏联风格的人物绘画，很难让这些法国客人感觉到其中的人物就是中国人，更让21世纪的中国人吃惊的是，在这些西方来客眼中，当年那些中国大地上的公众展示——广告牌、招贴画——介绍的都是欧洲化和男性化的形象。巴特得出结论说：“与中国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

    在那一天篇幅冗长，流水账般的日记中，巴特还记述了参观埃德加·斯诺坟墓一事。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埋在这里，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对于斯诺，巴特没有浪费笔墨，他也没有提及1949年以后斯诺来华，回到西方后传播的那些信息。显然，在这位名满西方的学者眼中，记者斯诺还没有入他的法眼。

    一个扎着辫子、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孩子为客人们续茶水和添香烟。这种朴素的、中国式的待客之道，又让即将离开中国的法国代表团成员们感到惬意。就像在中国各地旅行得到的感受一样，巴特再一次感受到了“绿茶淡而无味”。只是这一次，他把这一感受与“话语”关联起来：“茶在续水之后出现的乏味，与话语的重复带来的乏味，别无二致。”不过，晚间一行人回到旅馆时，却一反白天不在状态的状况，津津有味，他们聚在房间里：痛饮茅台。

    即将离开，如何看待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成为代表团成员关注且争论的话题，有人主张“以中国的观点谈中国”，也有人主张“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不过在巴特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他意味深长地说：“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目光。”

    中国之行，一路走来，巴特落落难合，很多时候，他期待独自行走，但这一愿望总是被各种理由阻拦。从西安回到北京，一天夜晚，巴特与一位叫做布克的同胞一起在一家传统建筑里吃了顿“味道很冲”的川菜，并喝了美味的核桃粉粥。尔后，他终于了了心愿——“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过几条小胡同，步行回旅馆”。巴特感叹：“这样做，改变了一切！”

    “我们第一次自由地看到了小胡同。月亮，有时胡同是黑暗的，树木，天气很热，来往的人很多，低矮的房子四敞大开，居民们清扫（干的）垃圾。终于，似乎有了一种可能的（闷热夜晚的）色情表现。”

    相关文章：

    怎么样（上）

    怎么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