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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学者顾伯冲怀抱着对过往历史经验的尊重与思考，以一部新著《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正面诠释农民话题。
正面这个话题，首先要用一个公允的视角，对历史上风云变化的农民起义做新的审视。顾伯冲选取的视角是“人”的立场。该书是基于“人”的立场而展开的思考。
作者在书的开篇这样说：“拙著只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剖析中国古代那一场场农民起义，从人性的视角去窥视、挖掘农民起义背景下的人的命运、情感、行为，进而从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天时地理、文化基因、民族秉性等方面去一层层揭开那些曾经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发起和参与农民起义的成员，他们都是“人”，全都怀抱着“人”最基本的需求、最隐秘的欲望以及最根深蒂固的弱点。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往往是左右着农民起义兴与衰的内在力量。因此，要全面透视并正确评价古代农民起义，必须站定“人”这个最朴素也最本真的立场。
在该书中，作者牢牢把握住了“人”的立场，以历史记载为基础，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军事学等多元视角，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农民起义的原因、类型、组织、运转、特点、结局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细致的分析与阐释。这样的格局，不但有助于发现和归纳农民起义的特色，而且有助于消除历史经验与现代思考的隔阂，以一个宏大的现代视角，将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农民起义浓缩为一部厚重的作品。
在清理史实与展开剖析的同时，作者时刻不忘对人性的关注。该书在注重挖掘人性深处的情感与欲望中，时常闪烁着对人性的体悟及思考。第十章就是一个典型。其中对农民起义败因的分析，作者非常敏锐抓住了农民队伍的几个短板：对“龙椅”难以遏制的贪欲，对美色与财富的垂涎，还有“窝里斗”这种“拿手好戏”等。正是出于人性深处无法遏制的欲望、难以掩饰的贪婪，最终留下的也只能是失败的无奈。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亮点，如，第三章中探讨的农民军的“神”性与“魔”性，农民起义的“有理”与“有罪”，可贵的“副产品”与可恶的“后遗症”等。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思索，无不围绕人性而来，实际上是在“人”的立场上实现了对农民起义的深刻解读。
以“人”为中心，作者的叙述和思考都由此展开，在作者笔下，那些在历史典籍里沉睡多年的农民起义似乎有了鲜活的颜色。叙事朗畅而又富于理趣，成为该著在文笔上的显著特点。如，第九章特别具有代表性。这一章分析起义军领袖以及起义军成员的情况。作者把起义军领袖比喻为“班长”，把起义队伍比喻成班长所带的“班”，先对班长的出身、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做了详细的考察，又对各个“班”的组成情况做了贴切而风趣的说明。如，陈胜、吴广的班子“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总体上是一盘散沙”；刘邦的班子“基本上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团队”；项羽的班子“是个大杂烩式的既得利益集团”；李自成的班子“是主要来自乡党却各存异心的‘马帮’”；洪秀全的班子“是一个由低级迷信组成的‘梦之队’”……这些说法，风趣又精辟，形象又贴切，很好地揭示了各个农民起义队伍在领导和构成上的特点。作者以贴近现实的笔触来呈现各类起义人员的面貌和起义队伍斗争，从而描画出一幅生动鲜活的众生相。
此外，该书集中梳理各种阶层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政治精英的“首鼠两端”、文化精英的“内心矛盾”、经济精英的“进退两难”、草根阶层的“先热后冷”，将不同身份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一揭示出来，鲜明而生动，既有“理”，也有“趣”。
基于“人”的立场，作者在对农民起义作系统的分析与思考时，特别能够发现人性深处那些历经岁月仍然未曾改变的特质，并从中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之处。该书找准了封建专制的畸形文化基因：统治阶层对民众思想的钳制、少数人对国家大权的垄断、政治的腐败与贪官的增长、对农民利益的蹂躏与恣意掠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在揭露了封建专制的罪恶的同时，也可以引发人们的思索。
在书中的许多叙述里，其实都隐含着作者对现实的观照。而这种观照，其实是作者撰写此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恰如作者所言：“历史的脐带喂养了昨天，也连襟着今天。”在作者看来，对历史的反思，其实为的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在对农民问题的历史回顾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作者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努力，体会到作者内心对民族与社会的深刻关怀。这种超越性的精神诉求，正是这部著作的闪光点。
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