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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大赛广州决赛现场，一个看似和大赛不太相关的问题引起了大赛发起人、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恩东的兴趣——微软单方面停运WindowsXP系统，引发国内不少用户“恐慌”，都21世纪了，操作系统还要受制于人，这是我们的死结吗？王恩东听后陷入沉思。
有意思的是，就在王恩东组织的这场比赛现场楼下，“停放”着天河二号，这个外形看着就像7排黑色主机的大家伙，即是去年刚被评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因此被外界称作中国超算硬件乃至整个中国创造的最新实力。
这正是中国超级计算机乃至中国创造进程中真实写照的缩影。一边，是性能很强的硬件，强到被西方媒体将其与瓷器、爆竹、吊桥等传统发明并称为中国人的十项最拿手绝活；但另一边，是自身的框架系统——软件和应用的匮乏，以至“用西方的软件也装不上，西方比较尖端的应用不卖给你”，以超算领域为例，我国在该领域应用中九成以上的超算软件都依赖国外。
大赛组委会主席、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教授许跃生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大学校园里一名学习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数学的本科生，有机会用了校园里面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他清晰地记得，那台计算机大到可以装满一个很大的房间，不过，计算能力却只有“10万速度”，和苹果iPhone4类比的话，后者可以达到2G的计算能力，也就是相当于当时计算速度的两万倍。
然而，36年过去了，许跃生却看不到国产品牌软件和应用的“繁荣发展”，就是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中国牌的最快超级计算机，也因为缺乏相匹配的大规模并行软件，有时也不得不拆分成小规模的集群来跑应用。换言之，大系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大赛的这些专家和评委的一个共识是，软件和应用已经成了困扰中国创造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软肋”。
中国有自己的办公软件WPS，却鲜见国人大面积地推广和使用，反倒是微软office风行中华大地，尽管今天的WPS已经发展到和微软office“差不多”的地步。
为什么？王恩东自问自答：用户已经习惯了老外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外力告诉用户“这些都不能用了”，那么WPS的市场份额会不会上去？这并非支持垄断，或是非市场化的“保护性”竞争。站在国家产业创业的维度上来看，只有穷则思变，“想在舒服的环境下谈创新，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解释很形象：从国家层面来讲，要给企业生长发展的空间。有人说孩子是抱不大的，但如果让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去和成年人竞争，肯定竞争不过。但要是等他长得太大了，还没和别人过招，又错过了成熟的好机会。这就需要把握一个度，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一定要给自主创新的产品适合的生长环境。
然而，当下创新环境的营造无论是从舆论到政府投入，还是从应用软件开发到人才培养，几乎每一环节，都在一个原本让人已经“很舒服”的惯性道路上步履维艰。
就在比赛现场，王恩东还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超算究竟有没有价值？”他几乎是不假思地回答：“建一个‘超算’需要几亿元，修高铁能修几条高铁，修大楼能修几座大楼？什么叫价值？比如我们在长安街看到的大剧院，它有什么价值？有的人觉得有，有的可能觉得价值没那么大。我们业内做超算的，知道它的价值很大，这不仅是哪个人用了，哪个人没用，而是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按照王恩东的说法，超算这个被称作现代科学大脑的应用价值已经无处不在。不管是希格斯玻色子、核聚变清洁能源、宇宙起源研究等高大上的全球性科研课题，还是汽车设计、动漫制作等工业问题，以及雾霾、全球气候等社会问题，都离不开超级计算机。“老百姓只知道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以及飞机的可靠性和舒适度到底如何，但不知道这背后是超算在替人脑计算着。”王恩东说。
于是，相比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已经被鼓吹到几成泡沫的“概念”，而对超算这般幕后的基础设备，却鲜有忠实的粉丝。王恩东说，如果不补课，这一切的发展就好比所有的东西都是建在沙滩上，很难真正站稳，也谈不上有真正的自主创新。
更值得警惕的是，将来，那些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一边造着自己的硬件，一边去使用别人的“windowsXP”的人也很难再有市场，因为“软硬件人家都不再兼容了”。王恩东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所垄断的并非某个单项的技术，而是整个技术链条，从硬件到软件，从框架系统，到某个应用软件，就像如今的苹果手机，很难有外在的APP能打入它自带的系统，“我不会给你兼容的机会，这也意味着，你要想用这个产品，就只能用我的”。
在这位超算大赛发起人看来，要想让超算真正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要从应用创新和人才培养入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补齐这条生态链最重要的两环，应用和人才。而这也是他不惜掷重金还要第三年主办这项赛事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十二五”期间，一个斥资亿元的863重大专项启动，其项目方向就明确要打造航空、核能、生物、材料、全球气候变化等8个方向的应用软件。而从王恩东和其他企业家、教育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将竞赛决赛现场搬到广州，让学生在天河二号上进行一个叫石油勘探3D-EW应用的挑战赛题。
令人欣慰的是，在去年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现场，随处可以听到的是“当前超级计算机在高校课程、专业乃至学科的建设上尚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今，不少参赛高校已经开设了超算课程，比如主场的中山大学，就相继成立超算学院、超算应用研究院和大数据研究院，并组建超算工程软件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经跃步成为国内超算专业设置最完善的高校。
当然，也有隐忧，身为一线教师的许跃生就不完全乐观。他说，国内目前较为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很难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对超级计算机这个跨学科专业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来说很受限制。他所在学院目前的做法是，在招生时尽可能多招一些来自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以达到“混合”效果。去年，学院就招收了30个“超算”研究生，其中有本科是学生物的，有学地理的，也有学化学的，但也只是解决招生的入口问题，真正进入到培养环节，仍是无济于事。
这也是在创新道路上时常碰到的刺儿——惯性，无疑是一种很容易让人舒服的麻醉剂。打了这一针，教授能够一如既往地舒舒服服地谈教学，学生也按部就班地根据既有的传统课程听课考试，那么，也就谈不上创新了。许跃生说自己十分喜欢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如今，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的未来就掌握在探索计算科学的年轻人才手中，而年轻人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支点把原本舒服的东西撬起来，让创新而不是默守成规占据未来。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