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16时30分,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一个名为ICL的地震预警系统成功发出预警。据报道,该地震预警器分别提前10秒和57秒为昭通市和昆明市提供了预警,还触发了分布在云南昆明、昭通、丽江、四川宜宾、凉山、乐山等地的26所学校的警报。
在鲁甸地震成为焦点新闻的时候,这个消息也登上了一些门户网站地震专题报道的首页,并引发了舆论对地震预警话题的关注。
那几天,ICL地震预警系统的主研者、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一直关注舆论的反应,他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回应公众的疑问。对他来说,每次地震,都是对该系统的检验,也是对自己回国6年来奋斗成果的一次检验,更是向公众普及地震预警知识的机会。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科学院从事理论物理博士后工作。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王暾想:“有没有办法可以提前一些时间发出地震预警,哪怕只提前十几秒钟,能让人们获得更多的逃生机会,减少人员伤亡”。
他查询后发现,国内还没有这种地震预警装置,“我就想能不能自己来做一个”。于是他动了回国创业的念头。
一个月后,王暾带着从亲朋好友那里筹集的300多万元资金,带着“非进入这个领域不可的决心”,开始在成都创业。他去人才市场“挖”了7个人,一起研发地震预警器,并注册成立了公司,专攻地震预警。
同事给他取了名字叫“王大胆”。因为拿着力学和理论物理两个博士学位的王暾,干起了地震预警这个跟自己专业不相干的研究项目。
“地震预警就是打时间差这张牌。”王暾打比方说。他解释说,地震预警是在震中发生地震后,地震波传到各地之前,利用电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给预警目标提供几秒到几十秒的预警时间。
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跟地震赛跑,跑得越快,他的研究项目就越有价值。
原理看似简单,但研发过程很艰难。刚开始,轻微的抖动都会让报警器发出警报。直到2010年年底,王暾团队才研发出地震预警系统的雏形,并把仪器布到汶川地震余震区进行实验。
“当时设备放在院子里,别人会觉得碍事。”王暾说,人们对地震预警不感冒。为了收集数据,他们在仪器上插了一个U盘,过了一段时间去看,U盘竟然被人拔走了。无奈下,他们只好设计了内置的存储设备。
2011年4月25日,研发人员第一次用手机短信接收到了地震预警信号。2012年4月15日,他们首次在电视台开通了电视预警功能:在地震波来临前,电视会自动跳出弹窗并开始倒计时。
现在,他们又开发了手机客户端的APP、微博自动发布等多种形式的预警。用户只需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地震预警”客户端,设定参数后,即可接收预警信号。高深莫测的地震预警,正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应用产品。
回国创业以来,王暾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第一”:2012年7月,成都市防震减灾局、成都高新区联合宣布,成都将建设我国首个城市地震预警系统,该系统的核心技术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2013年2月19日,ICL地震预警系统对发生在云南省巧家县的一次4.9级的破坏性地震进行了预警,昭通市中心的终端在地震波到达之前15秒钟收到了预警信息,这是国内首次对破坏性地震预警成功。
迄今为止,ICL地震预警系统已经成功预警了14次“造成了破坏的地震”。
回顾王暾的创业历程,技术还算不上最难跨越的门槛。“王大胆”在突破一个个技术难题的时候,非技术性的“拦路虎”也让他的创业征途充满了“惊险”。
比如说钱。有段时间,王暾“脑子里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钱’”。有一次,他带着团队去汶川布点,路上连加油的钱都没有了。最窘迫的时候,公司账户上只剩下1.4元。团队成员有的拿出自己的积蓄,有的用信用卡取现,支持公司生存。
幸运的是,就在他觉得快要山穷水尽时,救命稻草出现了。由于研究成果初具雏形,之前向成都高新区申请的20万元扶持资金在这时到账。第二年春天,科技部的专项资金陆续到位。2011年,王暾团队得到了300余万元的资金支持,情况才慢慢好了起来。
又比如说观念。直到今天,王暾依然要向很多人反复做常识性的解释,告诉他们“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是两码事”:地震预报是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地震事件预先发出通告,地震预警则是在地震已经发生、但还未形成严重破坏时发出警告。
在舆论的不解和质疑中,王暾像一个孤独的战士,坚定地行走在自己的征途上。他在和地震赛跑,更是和人的观念赛跑。王暾从不回避质疑和争议,他竭尽全力通过媒介进行科普。同时,王暾以实际成果对公众进行回应。2009年,他所研发的ICL地震预警技术通过了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多项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水平。
现在,全国已有15个省市开始应用ICL地震预警技术建设地震预警系统,覆盖区域近100万平方公里。
实习生 李梓汐 本报记者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