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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旅程之一：从日军轰炸上海的漫天炮火逃出，它们辗转来到风景宜人的庐山牯岭镇，不久又被战火迫着逃到赤水，直至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
它们是500张大学毕业证书，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颁发。最早的一份是1926年，最晚的一份是1951年。
这趟旅程可能永远没有终点。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毕业证书无人领取，它们被摞在一起，以牛皮纸包裹着，捆上了绳子，尘封在华东师大的档案柜里，一放就是七八十年。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确认身份的5名毕业证主人，只有一人还活着，也已经因中风而偏瘫。
偶尔有人走进展厅，看看这些照片和文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9月20日早上9点，华东师范大学校史馆的红漆木门半开半掩。13块展板放满了整个前厅。这里正在展出主题为“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的展览。
“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校方让我们寻找抗战时期，大夏和光华两所学校的旧文档。没想到，发现了这些毕业证书。”汤涛站在3号展板前面，展板上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光华大学主建筑被日军轰炸前后的对比照片。
门口的石桌前，有学生坐着看书。偶尔有人走进展厅，看看这些照片和文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进门右手边第一块展板上，印着一张1938年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它属于一位名叫贾九龄的学子。有关他的一切，如今只能从这张纸上解读。
他是江西高安县人，专业是土木工程。当时26岁的年轻人有一张端正的国字脸，微胖。证书左下角的照片里，他抿着嘴，眼睛发亮，穿戴着学士服和学士帽，微侧着身子。
“那个年代流行侧身证件照。”汤馆长解释，“为了显得轮廓立体。”
即便已经过去了76年，这张毕业证依然崭新，没有发黄的印记。一张一尺见方的白色硬纸板，约莫有指甲盖厚，印刷精致的蓝色条纹框子里，是竖排繁体的文字。毕业证最上方，印着当时国民政府的标记。
“文字都是印刷的，但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手写的毛笔字。”华东师大档案馆保管利用室副主任吴李国，帮忙按住了因卷着放置而卷边的证书。左下角，落款校长“王伯羣”。
1937年到1938年的这个学年，是贾九龄在大夏大学的最后一学年。不过，9月份的开学因淞沪会战爆发而推迟。当日军开始轰炸上海，炸弹扔进了大夏校园，几处宿舍和教学楼被炸成了瓦砾堆。延缓开学的通知贴出去半个月之后，王伯群校长决定，将学校迁往庐山牯岭镇。
一批资料档案——也包括一部分毕业证书——就这样用防水的油布包了起来，放入木箱中，搬上了西行的大船。当时副校长欧元怀在回忆文章中写着，“水路运输，比较畅通”。这些文档和仪器坐着船直抵九江，随后由人力转运至庐山牯岭镇，搬进了校方在当地租赁的办公楼里。
9月的牯岭镇，傍晚时常会起雾。庐山的景色很美，但师生们恐怕不会有心情赏花。硝烟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溯流而上，打破暂时的宁静。
当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用欧元怀的话说，庐山上的师生们“被逼下山”了。1937年年底，大夏大学迁往贵阳。第二年4月，春季学期开学，原本的800多名学生，只剩下不到500人。
7月的毕业典礼上，贾九龄的毕业证书没有被领走。
据汤馆长推测，这些毕业证书没有被领取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学生为了躲避战乱，或辍学、逃难，还有些决定投笔从戎，参军抗日。有许多学生北上延安，加入了共产党。例如，光华大学理学院数理系二年级学生汪道涵，于1937年放弃学业，率全家及亲友28人投奔延安，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等等。
还有一批证书，是因战乱中无法及时送到当时的教育部盖章，错失了交付到学生手中的时机。
“毕竟当时的政府也朝不保夕，迁移逃难。”汤馆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离世前，杜星垣或许没有料到，属于他的那张毕业证书，没有毁于战火
半个多世纪过去，胡和生终于有机会，拿到那张原该属于自己的毕业证书。
1950年在这里上学时，她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少女，留在毕业证照片上的，是一张圆圆的笑脸，烫着扣边的齐肩发，笑得眼睛弯弯的。
“500张毕业证里，只有5个人确认了身份，因为他们都是成了名，一查就查到了。”汤馆长埋头翻着名单，“刘思职 胡和生 李瑞麟 杜星垣 程法正。现在只有胡和生还在世。”其中，刘思职 胡和生和李瑞麟都是中科院院士，杜星垣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原秘书长，程法正则是胡适的外甥。
今年86岁的胡和生出任过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当过第七 八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更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数学院士。
“当时，数学系 物理系及土木工程系转到同济，所以就没有领到大夏大学毕业证。”胡和生通过秘书，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转述。她仍然梳着扣边的齐肩发，鼻梁上多了一副圆框眼镜。
她清晰记得，苏州河的支流从大夏大学的校园里流过，河面上飘着荷叶，“宁静而生机盎然”。她所在的数学系有“一所平房，几个房间”，幸好学生人数不多，“设备用起来倒也还宽敞”。她最喜欢“一个面积很大 长长的大厅”，大半部分是实验室，小半部分是教室。在大夏大学的3年多，胡和生始终在这里上课 做实验 参加课外活动。
还没等这位未来的数学家领到毕业证书，1950年2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夏大学的数理院系被转到同济大学。而毕业证需要上级机关验应后才能颁发，胡和生没有领到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两年后，在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址上，原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由大夏移交给华师大的校舍，共计建筑面积17606平方米。
当时，大夏的校长是欧元怀。原先的王伯群校长，还没有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便“积劳成疾”去世了。
这位自掏腰包为学校筹建校舍的老同盟会会员，在战火连天的年月，一路护着全校师生，以及大夏大学的所有文档 仪器设备，从上海辗转至庐山，又从庐山跋涉到贵阳，没等安稳几年，日军的炮火也轰到了贵阳。流动中的大夏大学再一次启程，“三迁赤水”。
数年里，没能发出去的毕业证书，也攒起来厚厚的一摞。当中，就有杜星垣的一张。
那张证书本该在1937年的夏天被领走。当时，大夏的校园里还举办暑期补课，王伯群和欧元怀都前往江西出席会议，“商议迁校”，因为“不能冒炮火之险，以断送国家之元气”。而刚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杜星垣，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青年团，徒步北上延安。
后来，他加入共产党，上了抗日战场。2011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离世前，他或许没有料到，属于他的那张毕业证书，没有毁于战火，仍在千里之外华东师大档案馆的库房里锁着。
没人说得清，这些年轻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没有来领取毕业证书
华东师大档案馆就坐落在整个校园的东北部，苏州河支流的岸边。门口种着的夹竹桃开了花，9月底，大片大片的花瓣落在地上，铺满了档案馆门前的小路。
“高校的档案馆就该建在隐蔽僻静的角落，这样才能彰显历史韵味。”汤馆长迈上台阶，推开了档案馆的玻璃门。穿过大厅，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库房，只有用两把钥匙，以及吴李国的指纹等才能打开。
500张毕业证放在左侧的库房里，和所有新旧文档一起，被中央空调、立式空调 除湿器环绕。6个巨大的密集架填满了整个库房，每只柜子都需要用特定的密码才能打开。
许多张证书的边缘已经焦黑，厚厚的纸板，角上已分了层，有几张照片已经霉坏，白色和绿色的斑驳，填充在脸的部位。
王泰升的毕业证就是这样。这位江苏学子，毕业那年25岁，他和杜星垣一样就读于教育学院，左下角的照片上，依旧是半侧身，脸部却是模糊的一团。
“应该是在船上的时候受潮了。” 吴李国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证书摊开。大多数证书依然保存完好，70多年前的青年学子们，或微笑，或严肃，照片下方打着钢印。
来自福建的柯家骐，把眉毛修得细细的，学士服里面，露着碎花旗袍的领子，她身子向左侧偏，头却向右侧偏，肩膀耸着，露出了牙齿微笑着，就像旧上海的明星一样。1941年她24岁，从光华大学文学院毕业，学士帽的一侧，露出一缕蜷曲的刘海。
湖南人朱衍亚毕业时已经27岁，他没有穿学士服，而是一身中式长袍，圆领右衽，头发梳成偏分，端端正正对着镜头，双唇微微张开，却没有笑。1938年他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当时的证书应该在贵阳。
福建姑娘刘泱毕业时已经是1949年，解放前夕，红框黄底的毕业证书上，加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刘泱的眉毛弯弯的，她曾在1943年暂时休学，又在1946年复学，分数最好的一门课是普通教学法。
现在没人说得清，后来，这些年轻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他们没有来领取毕业证书。
“我们打算把名单公开，寻找当中还在世的人，把这些证书，一张张发到他们手里。”汤涛说。
窗外，苏州河的支流依然从校园里流过，河面上飘着碧绿的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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