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决定中国未来科技高度

    今日数字：5%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其中基础研究占整个科技投入的5%。目前来看，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个数字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鸿钧盯上了，一个是2%，一个是5%。前者是我国整个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后者则是基础研究占整个科技投入大盘子的比例。

    高鸿钧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显而易见，他对后者比例之小有些遗憾。

    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高鸿钧专门提及这两个数字。他说，“（基础研究经费的）长期亏空，是导致我国原创能力和氛围不足，以及企业对科技成果识别和承接能力低下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这并非耸人听闻。高鸿钧说，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基础研究对国家贡献之大和贡献之处，往往无法预见。

    他举了个例子：20世纪20年代，英国气象学家沃森·瓦特在利用无线电波探测大气电离层的基础研究中，偶然发现可用此对暴风雨甚至飞机定位。到30年代，该项基础研究导致他成功研制出雷达试验装置。1938年，英国利用他的原创，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防空雷达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靠这一技术领先优势，在抗击纳粹德国的轮番空袭中，每次都能为英国赢得20分钟宝贵的预警时间，使其900架战机以逸待劳，成功抵挡了德军2600余架飞机的进攻。

    目前来看，我国基础研究占整个科技投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高鸿钧给出一个数字：目前中央财政民口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比例约占15%；美国联邦政府民口科技投入中，超过50%用于基础研究。

    今年，农工党中央的调查发现，法、韩、美、日等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在国家研发投入的比例，分别达到25.3%、18.1%、17.3%和12.3%。

    他们因此在提案中建议，将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提升，以体现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同时，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把基础研究的盘子做大。

    高鸿钧则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他说，建议国家在科技改革实施过程中，调整科技投入格局，逐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争取到2020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提高到30%（翻一番）。

    不过，有关这两个数字的讨论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不管是5%还是30%，对科学家而言，一个更为头疼的事情是，要不断地到这个大盘子里争取资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说，在基础研究领域，国际上稳定性与竞争性经费配置的比例一般为七三开甚至八二开。而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经费采取以竞争性为主的分配方式，竞争性经费明显偏高。

    这样一来，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争取项目和经费上。在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上，这样的问题被多次提及。

    当着列席的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的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说：“在项目预算中，不允许列人员经费，可基础研究就是靠时间、精力‘磨’出来的，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成果。这样的话，怎么回报科研人员的人力投入？”

    徐涛建议，应尽快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分开管理，探索建立稳定性经费、竞争性经费两条通道，“60%经费花在基础研究上，40%放进应用学科。”

    北京大学教授朱星委员则举了一个稳定支持的例子：德国著名的马普研究所是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按照法律，他们每年从政府领取固定经费，由所长在所内分配；但马普所不允许科学家申请竞争性项目，研究人员因此不用分心。

    朱星说，中国的研究机构自己做不了主，人员只进不出，没法复制马普的经验。他介绍，北大设立了几个小研究所，学校切出一小块经费蛋糕，交给所里去分配。一个所精挑细选，招募了20多个研究人员，保证他们的高待遇，这些所的学术成果就比较优秀。

    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太“庞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潘建伟说：“我们号称的科研人员数量太多，美国是我们的一半，日本是我们的四分之一，“如果对所有人都稳定支持，国力确实难以支撑。所以要有择优的概念。”

    全国政协委员、海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同意徐涛的看法。他建议，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而治之”，甚至，他认为都可以用国家财政给基础研究“开小灶”，“让研究者没有后顾之忧”。

    “鼓励原始创新，就要保护那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说，他们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科技高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