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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女孩丹丹被自己残忍的母亲暴力致死，离世已经一年。但随着近期案件二审终结维持原判，此案再一次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有故意放任害死女儿，我是一直想和她好好过日子的，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带她的。”这是上诉人项萍今年2月3日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庭审时的最后陈述。
项萍正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与大多数不服一审判决的人一样，此时的项萍除了表示悔恨之外，也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判决书上显示，2014年4月4日早上7点许，项萍用一根4米长的尼龙绳和一根60厘米长的棉绳，将自己的女儿丹丹绑在家中卧室的床脚处。其间，这位母亲并没有给孩子提供任何的水和食物。直到6天之后的9日晚上6点，发现此时丹丹已经死亡。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判决结果是：这位母亲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维持一审判决。
母亲自述：“过剩的爱”导致了悲剧
“因为女儿丹丹不听话、调皮、不好好上学，并多次离家出走，我恨铁不成钢，又因家庭特殊原因（单亲家庭）、生活所迫，我不上班就没有收入，无奈之下，采取过激的方式，把女儿捆绑在家，不让她到处乱跑。以不给食物为条件，想让女儿答应去上学。没想到，因为我的愚蠢和女儿脾气过于倔强，导致被我虐待致死。”这一段歪歪扭扭的文字，可以想象只有初中学历的项萍，写下来并不容易。
项萍有两段失败的婚姻。当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儿子被判给了前夫。第二段婚姻，在项萍42岁时，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丹丹。
用项萍自己的话说：“我一心一意想要一个孩子，再婚之后我就去祷告成子。不幸的是，女儿刚出生一个月零几天，第二任丈夫就离家出走。”
此时，照顾孩子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就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她带着女儿与父亲和姊妹一大家住在老城区的一幢三层小楼内，项萍和女儿住在二楼。
项萍找到了一份当地一家大型商场的保洁工作，每天早上8点半到3点半，或者下午3点半到晚上9点半，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而且商场要求保洁员不能带着孩子来上班。
根据项萍在侦查卷宗中的口供，女儿并不让她省心。她说：“离家出走了好几回，都是我把她找回来的。孩子性格有点古怪，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不爱上学，喜欢往外面跑，每次都是跑出去几天，所以我每次找她回来气不过就用细条子打她。”
她还曾对媒体透露，丹丹还与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开房”。
为了教育孩子，项萍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2014年4月4日早上7点，我要上班。但我怕我走了之后，丹丹又跑出去。我就随意拿起了一根长尼龙绳捆在她身上，从肩膀绕过腋下，又在她的手上绕了3圈，并把她的双手绑在后背，固定在床边，绳子留了五六十公分。这样她就不能到处乱跑了。”她说。
丹丹只能躺在地上的烂衣服上面，不能躺在床上。而4月的六盘水，天气并不暖和。
“小丹，我去上班去了，回家来我再和你谈谈。”项萍对自己的举动作出了解释，她说：“4月6日到4月8日，我每天早上都是7点过了就去上班，晚上七八点钟才回来，每天晚上我都是和张琼丹谈心，希望她能听我的话去读书，但是她一直不说话，还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她这种态度每次都让我更生气，所以我都一直没给她吃的和水喝。”
在辩护律师见面记录中，项萍都回答，每天下班都会与孩子沟通。
“4月9日早上8点许，我起床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喊丹丹，她侧身躺在地上抬起头愣着看我，我没管她就去上班了。”项萍表示，“直到晚上6点许，我回到家，我喊丹丹，她没有答应我。我走进去看见她眼睛睁着，眼球已经不会动了，口腔也是张着的，我摸她的手是冷的，我害怕她出事情，于是就解开绳并把她抱在床上躺着，我先倒了一点水喂她，但是喂不进去。我又去煮稀饭来喂她，但是她没有答应我，我就怀疑丹丹已经死亡。我喊我父亲，家人来之后确定她已经死亡，于是与兄弟一起来公安机关报案。”
社会如何应对让人绝望的冷漠
“我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按照我们当地农村的说法，这是最幸福的。我女儿死了，这是命，还有什么办法呢？”丹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带着有些没落的语气说。
不过，在同母异父的哥哥看来：“妹妹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解脱，这就是一个悲剧，她当初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与丹丹的家人一样，重提案情让不少人痛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郑伦认为，不管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他母亲供述的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我们更要反思为什么住在一起的亲人、邻居、同学、社区这么多人，没有发现丹丹遭遇家庭暴力？
中国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教育观念，已经在很多人内心固化，不少人认为父母管教孩子，旁人没必要插手，更不会在发现别人家小孩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去选择报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何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对少年儿童的保护中，要建立‘监督——报告’制度。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相对应的是‘施暴者——被施暴者’。对于旁观者来说，有义务和责任对孩子的权利保护的支持。如果靠正规机构的话，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面对危机就能及时介入。”
作为审判本次案件的二审法官，石瑞勇长期从事青少年案件的审判工作，他深有体会地提出观点：“丹丹案件是不该发生的悲剧。如何保护青少年，仅通过司法手段很多时候已经晚了，需要建立全社会共同的保护体系，光靠哪一家都不能很好完成保护的工作，学校、社区和司法机关应建立联动体系统。同时，还要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也能主动保护自己。”
“司法机关、民政、妇联、团组织、NGO等各方面，在青少年问题上，是不是要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的分享，采用精细化的手段来管理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科技手段来应对社会冷漠，以减少悲剧的产生，这值得我们思考。”何玲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郑伦认为，一些特别的社会群体不能忽略，比如单亲母亲。由于缺少父亲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单身母亲容易在孩子管教中出现过激行为，直至悲剧发生。目前的现状是缺少缓冲和监督的力量。
据团六盘水市委透露，他们正与六盘水师范学院合作，正在共同筹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以更好的维护青少年权益，预防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