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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档案馆听到“苟锦章”3个字时，74岁的苟英俊任凭眼泪沿着皱纹肆意横流，再渗进他花白的胡须里。
苟锦章是他从未见过的父亲，这张在档案馆里翻出的《抗战伤亡官民褒恤状况调查表》里，简单地记录了他父亲生前最后的画面：
“苟锦章，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独立大队大队长。在山西翼城二郎庙枪林弹雨之中与敌竭战数日，不幸头部中弹毙命矣。”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苟英俊却用尽了半生去追寻。
从“文革”结束至今，苟英俊除了种田、经商，剩下的时间几乎全都在寻找的路上。
“有时正在干活儿，听说哪个村子有人打过仗，扔下锄头就往外跑。”
他几乎走遍了礼泉县的每一个村庄，熟悉最偏僻的乡间小路，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这就是礼泉县的‘活地图’。”
几十年来，他的脚下，土路变成砂石路，砂石路又被铺成了柏油路。
他穿过不断变化的农田，从70年代金色的小麦地，到80年代泛着白点的棉花地，再到90年代漫山遍野的苹果园。
他甚至因为“频繁无故外出”被抓到“学习班”劳动改造，因此他犁过当地最硬的土地，也拉过最重的货物。
但是只要拥有自由，他会马上重新上路，去见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
那段时间，在电视上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时，这个当时已经40多岁的男人会整夜地哭。
他曾接触过数百个“反革命”，他们相拥而泣，谈论自己的遭遇，讲述战场上的英勇。
然而，这些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番号，去过不同的战场，唯独没有“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独立大队”的战士。
直到1988年，苟英俊来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兵家中，还未走近，远处的老人就开始呼唤他的小名。
老兵是他父亲的贴身卫兵张文举，从开赴前线到护送灵柩回乡，张文举一直追随在父亲身旁。
从张文举的回忆中，他第一次得知父亲经历过的残酷战事，1939年年底，父亲带领3500多人从礼泉县开赴山西中条山战场，部队先后在永济、翼城与日军激战。战役结束后，只有不到200人活着回到了家乡。
尽管父亲战死在沙场，但苟英俊随后为父亲申请“抗日烈士”时，民政部门仍然要求“实物材料”来证明故事的真实。
苟英俊恍然发现，没有档案记录，父亲的形象只能存在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这些故事也很快就会被遗忘。
追寻还要继续。
苟英俊先后去了3次礼泉县档案馆、两次咸阳市档案馆，可结果要么是“没资格查看”，要么是“找不到”。
今年7月6日，苟英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去陕西省档案馆。
“找到档案这碗水就开了，找不到我就把这条心收了。”苟英俊感叹，自己早已过了“无论多远，有消息就出发”的年龄，“老了，跑不动了”。
这一次，终于没再失望。
那是一张发黄的油纸，虽然已经“沉睡”了大半个世纪，但用毛笔写下的小楷依旧清晰。
74年来，这行小字让他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最真实的存在”，也不再担心“父亲会被历史遗忘”。
没有人知道，父亲的身世给他带来了骄傲，也成了他一生的包袱。很多年里，他被当作“反革命”的“狗崽子”。
有人说父亲是英雄，33岁时就带着3500多名弟兄去杀日本人，最后战死在沙场；也有人说父亲是“反革命”，是地主的儿子、“反动派”的头目；更多的时候父亲的名字是个禁忌，在阶级斗争激情高涨的年代，没人愿意和“国军”沾上丁点儿关系。
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记得，1940年3月的一天，4名卫兵抬着苟锦章的灵柩来到了苟家村。下葬那天很冷，赶来送行的陌生人比他们整个村子的人还要多，县政府派来护灵的列兵鸣了很久的枪，苟家老太爷没有哭，只是扯着嗓子喊了句“英雄死在战场上，浪子死在婆娘的炕头上”。
“那阵势以后再也没见过，那可是真正的英雄。”84岁的村民张志诚伸出食指在空中使劲儿地点了点，昂着头说.
虽然没有父亲，在很多村民眼里，苟英俊仍然拥有幸福的童年：在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年代里，他生活在苟家村最富裕的家庭；在讲究威望的农村宗族社会里，父亲是在县城的城隍庙里被人供奉的英烈。
然而，光环很快褪去，土改时苟英俊家被划成了地主，没收了土地，从最富裕跌落到了最贫穷。
“你体会不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农村家庭会有多苦”，苟英俊长叹了口气，“不但吃不饱饭，在村里也没有话语权。”
战死的父亲不再被人提起，新英雄开始出现在合作社的墙壁上。
年轻的苟英俊并没有意识到这微妙的变化，更不会想到他的人生从此走向灰暗。
1958年，苟英俊考进了刚刚创办的礼泉高中。苟英俊模仿鲁迅文风写了一篇杂文，针砭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然后自信满满地将它贴到学校的黑板报上。
结果出乎意料，班长带头批判这是一篇“反革命”的文章，苟英俊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反动派”，祖父是地主，成了被同学们唾弃的“狗崽子”。
“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回忆起这些往事，苟英俊有些激动，“那是种一个人无法抵抗的力量”。
苟英俊把高三读完，并作为全县仅有的180名考生之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礼泉县的第一次高考。高考几乎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式。
事实也是如此，苟英俊从此再也没有和这些同学产生过交集，只是余下的生活里，这些熟悉的名字会时不时闯进他的视野里，“光厅官都有好几个，最差的也是高中教师”。
他是当年唯一一个留在农村的“高考生”。苟英俊把这种不公归咎到自己“狗崽子”的身份上，他第一次感觉到 “父亲”竟然如此重要，“即使父亲早已经不在了，但我与他之间的联系永远断不了”。
最艰难的是“文革”时期，母亲被人套上牛笼嘴，戴上高帽子游街。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扒开了炕洞，捣毁了天井。父亲的军装、笔记都被当场烧毁。
这种耻辱甚至伴随了他一生，即使到了今天，村里有老人提起苟英俊便会摇摇手说：“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国民党，他是成分最不好的一个，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长久的屈辱让苟英俊至今仍然无法释怀，提起这段经历，他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
这让苟英俊开始努力拼凑“英雄”父亲的图像，父亲在战场上的那段无人知晓的经历成了他毕生寻找的真相。
“只有最终证明了父亲的烈士身份，我这一生才有意义。否则我死不瞑目。”苟英俊眼神笃定。
如今，苟英俊的漫长追寻路只差一个“抗日烈士”的称号。
“有了档案，一切都有个明证了。”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周围几个上了年纪、穿着化肥、农药广告衫的村民拿着复印的档案材料来回传阅，随声附和，“那可是杨虎城的部队”“这毛笔字写得真漂亮”。
穿着黑色唐装、丝绸裤子，胡须也精心修剪过的苟英俊在这群村民中，显得格外显眼。
“他可讲究了，平时爱干净，衣服必须要有款式”，苟英俊的女儿用调侃的语气反问，“你看他像个农民么？”
苟英俊把自己的与众不同称之为“孤傲”，因为从小就爱看书，现在又经常看凤凰卫视，“相对来说，我比较有文化”。
可在女儿眼里，苟英俊的“孤傲”更像是“自负”。“他在我们家的外号是‘秦始皇’”，一旁沉默的老婆张宏蓝忽然补充道。
苟英俊曾在2007年时独自一人为苟家村修族谱，为此他花费两年时间寻遍了附近苟姓人家，最终找到了苟家村“1720年从山西迁来的祖先”。
可他最终把画好的族谱放到村口展示时，有人质疑他“连自己父母都不认识，还找什么祖宗”。
女儿说他吃力不讨好，他反驳：“我做的是有文化的事，他们不理解。”
他也曾经为家乡“合村并镇”的事去找县长理论，“半个月去一次，整整一年”，他拿出政策文件坚称“合村并镇要通过村民大会商议”。
因为迟迟见不到县长，他又到市里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案件没有开庭，村子也按计划进行了合并。
家人说他没事找事时，他却赌气地说：“没人出头，我就要出头。”
还有一次，因为身体原因早就不再种地的苟英俊，却为了村子农田的灌溉问题，向县里申请打机井。
结果工程队来后，老伴要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农历二月，每天除了要打理12亩地外，还要6点起床跑到田地里给10个工人做饭。
“我干了整整16天”，在一旁沉默的老伴再也忍受不住，从床上坐起来，低声抱怨。
可是，最终井打好了，引水管却无人安装。直到现在，这批水管还堆放在苟英俊家院子的中央，本就不宽敞的院子因此显得更加拥挤。
风吹来时，这堆水管“吱吱”作响。
“70多岁的人了，闲着没事瞎折腾！”这次，女儿终于爆发，她使劲儿向上捋了下头发，红着脸说。
8月是苹果收获的季节，苟家村沿街停了几辆外地来的货车，几个年轻人正在匆匆忙忙地装卸苹果。
“听说还上了报纸，找父亲这事有啥好报道的。”一个年轻人把满满一筐苹果放到电子秤上，紧盯着显示器说。
其实自己30年寻找父亲的事，在找到父亲的档案前，他从未给家里人讲过。
他说家里人“知识面窄、理解不了”，家里人则笃信“知道了也没用，他从不跟人商量”。
苟英俊坐在院子里，他把桌子上那张《抗战伤亡官民褒恤状况调查表》复印件拿起来掸掸灰尘，再捧起来，伸直手臂，隔着老花镜端倪一番，最后才小心地放进里屋的抽屉里。
这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几十个字的档案证明，原本可以扭转整个家族的命运。
1995年，乡政府将个人旧档案归还给村民。在苟家村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苟英俊发现，他高中毕业时，自己的档案上印着4个鲜红的大字：“永不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