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该讲什么“中国故事”

    近年来，作家鲁敏在与外国版权机构接触的过程中，碰到过多次“主题定制”的情况：一个来自德国的机构问，你有没有关于“当下的”“城市背景”的小说；一个意大利的出版人约稿：我们需要“非虚构”“真实发生”的故事，并且“故事性强一些”就更好了；还有的需要“关于年轻人的”“信息含量大一些的”……

    这些外国人这样解释：一方面，中国小说早年输出的文学，要么是古典的《红楼梦》《水浒传》，要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土小 说，以及之后的家族小说、历史题材小说，但当下的外国读者更想看“现代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的重要方式，中国现在到处都是大城市，他们希望看到描写这一部分中国与中国人的小说。

    近日，首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举行。来自全国的60余名作家、评论家就“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的主题展开对话。与会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学要“走出去”，究竟该讲什么“中国故事”？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立足本土，认识中国和表达中国？

    中国经验支撑“中国故事”

    “交流对话能让作家和评论家回到中国思想的前沿，共同推进文学观念的更新。”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评论家何向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这不仅要求当代作家作出判断并通过艺术的形式加以呈现，同时也亟须当代评论家作出深入的思考和梳理总结加以学术的表达。

    当下，获得国际奖项依然是中国作家“成名”的很大筹码。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文学评奖、尤其是国际文学大奖，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在中国，这一形式的权威性更为突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不必说，李洱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德译本被当作国礼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使媒体和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热情达到一个高潮。类似的情况还有《狼图腾》的作者、获过亚洲“曼·布克奖”的姜戎，《受活》的作者、获过“卡夫卡奖”的阎连科等。

    “近些年来，‘中国经验’的话题被一再提起，似乎‘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神秘武器。其实，这一观念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观念一脉相承。”孟繁华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经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国际化语境。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希望被世界承认，但另一方面，经典的标准究竟由谁制定？”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刘复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包括中国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其实都被起源自西方现代的那一套文学价值体系“改造”过了。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观念体系越来越成为一种保守的审美惯例，甚至成为障碍。“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命运感——努力以独特的创造力，参与到这种普遍性的文学标准的界定中去。因为中国作家，来自一个其他任何文明都不可能真正消化的文明共同体。所以，要么作为最好的被承认，要么被漠视，指望跟在其他文化旗帜后面被接纳，是不现实的。”刘复生说。

    “走出去”看数量，更要重质量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研究员介绍，设立这样一个论坛，在于能够有一个平台发挥文学理论评论与当代文学创作之间的对话作用。如果创作与评论两方始终是隔绝的，或者评论家不熟悉作家的创作和作家的想法，更而甚之，对作家的创作生活和作家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所知甚少或者不感兴趣，那么，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可能就会失去针对性。之前的许多论坛或者笔会，往往多由评论家或者学者单方面参与，而作家与评论家又往往都在自己的领地说话。本次论坛致力于让作家与评论家坐到一起对话，在“围炉夜话”式的氛围中畅谈。

    “事实上，许多评论家愿意和作家交朋友，而作家也愿意聆听评论家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经验与世界视野这个大题下，作家从个人创作的、生活的角度，评论家从评论研究的、学术的角度，双向就一个主题几个议题进行交谈，以达到更好的理解、沟通，使中国文学博鳌论坛成为一个文学界的理论评论与创作研究的深度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何向阳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认为，中国既不可能因为某位作家在世界上的一次获奖就一夜之间变成世界文学强国，也不像有些过于偏激的言辞判断的那样，仍然处于极度边缘的地位。

    黄昱宁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出版工作，发现文学作品的接受度并非仅仅有关文学。“一个国家文学的整体实力，实际上是通过它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来衡量的，与政治、经济、语言发展历史等因素密切相关。”黄昱宁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将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改变世界文学版图的力量。”

    然而，黄昱宁从在一线工作的同行中了解到，目前仍有一定数量在“走出去”洪流中生产的汉译外作品，很难真正进入海外市场，质量也良莠不齐。黄昱宁直言，中国文学“走出去”，量化固然是考察效果最直观的方式，但质量更加重要。“尤其对文学作品这样功用性不很强的图书，就更应该根据作品在海外评论界和市场的影响力，不可回避销量、评价记录等数据。”

    历史的命题，也是时代的命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说，本次论坛主题“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全新的现实命题。“说它是历史的，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古老的文明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我们必须在新的世界图景中认识自己，何为中国、何为中国文学、何为中国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是全新的命题，它深深植根于我们所处的当下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中国的写作者都会感到，整个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体量与速度向你奔涌而来。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学者，甚至包括每个读者，都必须思考，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之于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指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如何面对社会变革下的文学环境、业态、格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如何把握我国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在世界视野下，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增强文化自觉，尊重和把握文学创作发展特点与规律，艺术地呈现、书写和表达这一时代深层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深入思索和研究的课题。”

    钱小芊说：“当代中国文学要在讲好国家民族的宏大故事、讲好百姓身边的日常故事上下功夫。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应当坚持自己的个性和品格，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作家祝勇面对“文学如何回应和激活传统资源”的问题，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步骤，就是回到最基本、最朴素的问题上。“写《故宫的风花雪月》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他们在历史中的所有奋斗与挣扎，都是围绕自己的内心展开的。体会到他们的内心，才能够理解他们的所做的一切。所以，在我写作中努力恢复他们生存的真实感。”

    祝勇说：“关于文学，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试图通过一个人的故事，令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故事浮现纸面。时代当然也是重要的，不同时代的人，命运自然不同；但不同时代的人，也有相同的命运，比如死与生的挣扎、枯与荣的交替、理智与情感的对抗，所有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