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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平安夜，寒冷与雾霾一起笼罩北京城。南锣鼓巷的北头、鼓楼东大街111号的铁门前，一群年轻人在等待进入。
在这扇铁门内，另一群年轻人，正伴随着乐队的嘶吼声进行枕头大战。一些人只穿着T恤却满头大汗，头发一缕一缕粘在脸上。
这里是MAO Livehouse，一种区别于酒吧的乐队现场演出场地。8年前，它就扎根于此。在这8年中，MAO的门前从未亮过一盏灯，但它却迎接了几十万人次。如今盘桓在榜单的摇滚乐队，大多曾在这里演出过。
然而不久前，创始人李赤突然宣布，因为租金，MAO不得不考虑搬家。
此消息一出，不少乐迷的朋友圈被刷屏了，一边回忆，一边哀叹“现实重重地给了我们一记闷棍”。有人甚至表示，这是文化逻辑败给了商业逻辑。
这不是北京小众文化的个别境遇。离MAO不远的国内首家民营独立剧场蓬蒿剧场同样面临关门危机。蓬蒿的邻居中戏北剧场将改建为快捷酒店。在此之前，风入松、第三极、光合作用等曾风行一时的独立书店已经一个个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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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扇铁门光秃秃的，露出斑驳的锈迹和连接处的铆钉，上面还残存着油漆、刮痕以及液体自然滑落的痕迹。远远望去，很像是建筑工地的遗弃品。
铁门后面，是另一个世界。在MAO能容纳500人的长方形场地里，四周全是黑色，屋顶上只有4盏简单的灯和4个在冬天也不停转的风扇。前方的舞台上摆着专业演出设备。
2005年，专业化的Livehouse出现在北京。这种与酒吧演唱完全不同的专业表演场所，立刻成为音乐爱好者竞相追逐的对象。即使是乐队，也愿意到这里大展身手。MAO开业的第一天，只有4位客人，仅过了3个月，演出就排满了。
在《夜空中最亮的星》走红之前，MAO是“逃跑计划”乐队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首被歌手韩红、张杰等翻唱过的歌，最早就是在Livehouse里唱响的。
那会儿，初出茅庐的“逃跑计划”在表演时，常常是台上5个人、台下5个人。他们忙于在北京各大Livehouse“抛头露面”，急切地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
乐队大红大紫之前，在MAO收获了第一批粉丝，尽管那时的听众可能只有个位数，但也会有铁杆乐迷追随“逃跑计划”的每一场演出。一旦有粉丝缺席，乐手还会在博客里怅然若失：今天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
这几乎是所有新出头的乐队都会经历的事情。
MAO曾经举办过一场颁奖，如今一些已经进入主流视野的乐队名字，曾经出现在这张名单里。只是他们如今很少再回到这里了。
“Livehouse像一个原创音乐的孵化器，年轻的乐队经过乐迷的口口相传积累名气，直到具有足够的票房号召力，开始进驻千人以上的剧场，这意味着，这支乐队具备了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曾经活跃在MAO的独立乐队经纪人老谭说。
于是，就在文化名片“南锣鼓巷”周围，西化的摇滚乐与中国古老的市井生活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鼓楼气质。曾经有人说，如果北京五道口范儿以烂醉如泥著称，那么鼓楼范儿则以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著称。“在这儿经常偶遇自己喜欢的乐手，光着膀子撸串儿”。
“摇滚乐，是靠现场。现场灯光、声压级下，别人看你的演出会产生化学反应，你可能一辈子永远忘不了某些演出。”李赤说。
就是在这个地方，苏小安认识了很多朋友，也第一次听到以前只在CD里听过的原创摇滚乐。
第一次去MAO看演出时，大三学生苏小安差点错过大铁门。留京工作后，这位姑娘曾经拿出3000元月薪的一半去看乐队演出。几乎每个周末，她都“流窜于北京各大Livehouse之间”。
多年以前，置身燥热的Livehouse现场，少女苏小安曾想，要是10年后，还能这么看演出该多好，“我没想到，10年之后，我还在，可他们不演了”。
她时常想起在Livehouse认识的那些朋友，尤其是曾在北京奋斗过、但已经离开的人。“在北京的一个回忆就这么没有了，他们会更不舒服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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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的铁门常年关闭着。
在MAO没有演出的下午，正对面的南锣鼓巷里，大量的茶馆空无一人，小猫来回跑，等待演出开始的乐迷在这里约上朋友聊会儿天、看个电影或是什么也不干。
随着商业的开发，人流开始聚集，经常有人探进大铁门，询问这里是干嘛的。一看到黑漆漆的演出现场，游人大多“哎哟哎哟”，摆摆手走了。
虽然只隔了一个铁门，MAO和南锣鼓巷似乎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它们有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热闹，有时则是冰火两重天。
城市感、工业感加上欧美风，让舞台上的乐手把手里耷拉的啤酒换成了朗姆酒。但鼓楼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因为靠近心中的摇滚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寻梦的青年把出租房选择在小胡同里，找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
也有一些人住在较远的通州区，晚上演出结束，最终拿到手的钱常常不够打车回家。于是MAO附近交道口路口东北角的麦当劳成为一个据点。晚归的乐手点一杯咖啡，续杯到天明。也有人点一份炸鸡，自带白酒开始喝。
他们怀念、期许着摇滚乐的辉煌。
1986年世界和平年，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崔健，挽着裤腿，唱了一首《一无所有》，从此开启中国摇滚的新纪元。
在台湾学者编写的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张专辑一书中，排名第一的是《一无所有》，足见崔健曾对海外的华人听众产生过的震撼。之后，不少海外公司于1988年前后来到北京，开始在北京第一代摇滚乐手中积极挖宝。有人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的最终梦想将要在这里实现。
每一个乐手都默默地把琴擦得锃亮，等待着自己一生命运的转机。正如这些年在Livehouse演出的乐队一样。
一些人也见证了Livehouse的辉煌。李赤也坚信，Livehouse能创造出辉煌，“是青年文化发展的方向”。
1966年出生的李赤，经历过摇滚乐辉煌的上世纪，一直想做一些跟摇滚有关的事情。1990年代，他卖过打口碟，还想过开一家“人民迪厅”。后来日本朋友找他合作引进Livehouse，他一下子动心了，拿出极大的热情创办了MAO。
创办之初，李赤相中了南锣鼓巷，他希望，在这个富有北京传统文化的地方，闯出一番天地。当时，租金也不高，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然而，随着南锣鼓巷的文化开发，房租成为李赤面对的头等大事。
“我不能说我不看重盈利，但我以艺术性为先。这是梦想的基地，是最接近年轻艺术家的平台，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李赤说。
然而多年后，钱，终于成为压倒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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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尾巴，南锣鼓巷更加热闹。全国各地的游客聚在这儿，构成堪比故宫的人流日均量。
在这条巷子的北头，MAO的铁门依旧紧闭着。铁门当初的寓意是像钢铁一样。“摇滚的性格得有这俩字：坚强”。李赤说。
两个月前，他决心拆掉这个标志性钢板外立面装饰，以及那扇非常难打开且更换了10副锁的大铁门。
在房租日日逼高的形势下，李赤的计划是把Livehouse在白天利用起来，开饭店或是咖啡馆，依附南锣鼓巷的流量，“会有利润空间”。
一家经营尚可的著名Livehouse老板曾打电话给李赤：“你别老把卖票当回事儿，你得卖酒啊。”据说那家店一天的酒水消费量相当于MAO一周的。
李赤制订了改造计划和新的运营方式，大铁门会变成明亮的门窗，内部全部漆成黑色的装潢可能也会换掉。但尚未来得及动工，又一个7位数的租金压在了他的头上。
他有时会感慨，生意做不过旁边的包子铺：“你觉得自己玩的东西是有精神价值、文化品位的东西，但你可能干不了最通俗的事情。”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越是纯的Livehouse越不容易生存。”老谭说，一些更像酒吧的地方，经营成本低，不需要很好的设备、很大的场地，依赖酒水消费，生存的韧性要比MAO强。
在这个行当，也有人不为生计犯愁。一家乐队的主唱，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国内最大独立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刚刚拿下30亿元的融资。其创办的音乐节更是家喻户晓。
在Livehouse的一场演出，乐队可能只拿几百元，而在音乐节上，一个有名气的乐队演出一场就是几十万元。这使得很少有大牌乐队出名后再去Livehouse演出。
这也让李赤感慨万分。他计划搬家后，把演出场地扩大，开拓互联网售票、视频现场直播、做更多的宣传，等等。
很多时候，他陷入回忆之中。“我觉得MAO最舒服的时候是下午，房子里空无一人，一个个乐队，拎着包走进，有的说‘老李’，有的叫‘李哥’。你感觉这个舞台，他们用上了，当初也是为他们设计的”。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搬家是一个紧迫的现实。
听到MAO要搬家的消息，乐迷们在微博上发起#假如从鼓楼走不到MAO#的话题，下面有167条微博。新裤子乐队彭磊说：“MAO是北京最好的Livehouse，如果没有了，北京会越来越无趣。”
MAO的离开，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心跳随着乐队的好坏而起伏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那片划花了的墙上刻着我们的青春，可惜找不到了”；对于一些人来说，“感谢生命中有过摇滚乐，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李赤并不关心这些。他最看重MAO的品牌有没有黯淡。“我关心的是，当我的女儿长到十五六岁，拿起吉他开始搞乐队的时候，还能不能看到这个牌子”。
本报记者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