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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不要再来了，不要再给我们送东西了，好丢人。”听到小茹的请求，隆惠清心里不是滋味。和几年前相比，这个“连窗户都烂了”的家依然破旧，可小茹已经长大了。
读四年级的小茹是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她的母亲因为艾滋病去世，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日下。作为柳州市鱼峰区某社区主任，隆惠清已经关注小茹好几年。“前些年她还小，“六一”送个肯德基她都高兴的不得了，现在长大了，送东西过去她都不愿意了，觉得丑。”隆惠清感叹，“孩子心理已经出现问题了。可惜呀，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隆惠清所在的社区是个典型的“城中村”，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这里，因此社区内的青少年群体结构十分复杂，青少年权益维护状况不容乐观。直到2014年，作为团中央“青少年权益工作创新”试点城市，团柳州市委以该社区作为试点，探索尝试引入社工联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青少年权益监测，隆惠清终于“盼到了曙光”。
同样是服务，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起初，隆惠清也曾对“社工”嗤之以鼻。“服务嘛，有什么啦？我们天天都在搞服务啊。”可是，和柳州市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一起下户几次后，隆惠清发现“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柳州市青少年服务中心是团柳州市委培育孵化的社工机构。团柳州市委副书记张扬记得，前些年，柳州市几乎没有成熟的社工机构，“政府想要购买社会服务项目都不知道该找谁买”。近两年，借助权益创新试点工作，柳州市孵化了青少年服务中心、致用服务中心等社工服务机构，组建起一支青少年事务社工专兼职工作队伍，还形成了“四点半课堂”“青春护航”等政府购买常态化青少年服务项目。
前几天是小茹的生日，社工们买了蛋糕和礼物，陪她一起庆祝，孩子特别开心。和以前“买个蛋糕送过去”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社区只能尽量提供关爱，但正规社工进驻，能够当成个案进行系统的帮扶，那是另外一回事。”隆惠清觉得，社区里有社工进驻，真的是“一种福气”。
柳州市设有63家“雷锋超市”。作为社区志愿服务站，“雷锋超市”不出售商品，只提供志愿服务。团柳州市委基于这一现成阵地，开展了“青苹果”青少年权益监测项目，由“社工+专兼职团干+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组成的青少年维权小组，通过校园调查、入户家访、活动监测等三个途径，全面摸排掌握和动态监测服务6~25岁区域青少年的权益状况及需求，并通过动态监测青少年群体的权益状况，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精确度和准确度。
在社工们的协助下，隆惠清所在的社区完成了一次青少年情况摸底排查。社区内426名青少年接受了一对一问卷调查，社工们根据调查结果对青少年进行分类，并从中发现典型青少年建立个案，持续关注跟踪。
“看来，想要更好地服务居民，必须接受新东西。”这一次调查结束，隆惠清彻底“服气”了。她开始觉得，和社区需求相比，现有的社工力量还远远不够。
鱼峰区龙擎苑社区也是团柳州市委设立的“青少年权益监测站”之一。在这个以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等12家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家属为主题的单位型社区里，有1200多个青少年。社区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全国示范性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专门为青少年开辟了活动场地，通过兴趣社团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青少年聚集，并通过倾听日、作文比赛、心愿墙等方式，监测社区青少年的权益状况。
12355工作站让无助的父亲看到希望
柳州市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韦雯君见到小安时，这个14岁的女孩躲在宾馆房间里，虽然情绪稳定，却不怎么愿意讲话。因为被亲生父亲性侵，小安报了警。接到公安部门的消息，韦雯君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和小安“混熟”以后，韦雯君慢慢摸清了小安的心思：“只要能离开家，去哪里都行。而且，她还想继续读书。”
韦雯君第一时间想到联系救助站，可和办案警察讨论过后，他们觉得去救助站会给小安留下心理阴影。韦雯君又辗转找到小安父亲原单位工会的一位热心大姐，让小安暂时到她家落脚。
随着和小安的沟通更加深入，韦雯君发现，她对原生家庭十分排斥，却能接受舅舅和舅妈。最终，小安的舅舅接走了孩子。社工还与小安学校所在区的团委和教育局取得联系，为小安解决了转学的问题。
这个个案圆满结案，韦雯君松了一口气。
韦雯君毕业于广西科技大学社工专业。“以前柳州对社工的接受度没这么高，听说学长学姐们毕业后很少从事相关工作，不过到我毕业时，环境已经好了很多”。
2015年，应聘为柳州市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后，韦雯君来到某社区12355青少年社工服务站工作。
为了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青少年维权综合枢纽平台，使需要帮扶的青少年真正得到点对点的服务，团柳州市委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的方式建设了15个12355青少年社工服务站，推动12355由咨询热线向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和维权指挥中枢转型。
一次社区走访时，小妍进入了社工们的视线。“到家里敲门好久好久没有人开，后来开门的是个17岁的女孩子，非常没有精神，很邋遢。”12355青少年社工服务站社工韦婷成为了小妍的个案负责人。
小妍曾经拥有富足的生活，后来父亲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母亲离家出走。现在，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个月500元的低保。巨大的落差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小妍很难接受。她开始拒绝上学，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要父亲多问几句，她就会说出诸如“如果你觉得我多余，我就不回来了。”“你觉得我有生存的价值吗？”这样的话来，让父亲十分担心。
韦婷和12355的心理老师一起上门几次后，父亲就发现小妍“有变化”。“以前我什么也不敢说，只能任由她。现在她开始慢慢和外界接触，愿意走出家门了。” 小妍父亲觉得，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开始“有希望”。
倾听使者为青春心事找出口
为了小许上学的事，唐阿姨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教育局。
小许是和父母一起来到柳州的。因为居住证办不下来，小许迟迟无法上学。得知这一消息，作为“倾听使者”的唐阿姨坐不住了。她找到柳州市柳南区教育局，义正言辞：“你们不能这么搞，人家本来是适龄儿童，你不给人家读书，孩子只能送回农村去，造成新的留守。”在唐阿姨的敦促下，一周后，小许就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新学校。
唐阿姨是柳州市柳南区航星社区的“五老”志愿者。自从2014年社区成立青少年基层倾听站，她就多了一个“倾听使者”的身份。
唐阿姨所说的“青少年基层倾听站”是团柳州市委的一项创新探索，依托社区建立倾听工作室，由五老志愿者和12355服务台心理导师组成倾听志愿者队伍。倾听站还会利用辖区内的学校资源举办倾听活动。
航星社区的倾听站布置的格外温馨，辖区青少年遇到难以启齿的心事、想不通的烦恼，都可以来这里找倾听导师和倾听使者一吐为快。“我们自己都有孩子，知道小孩子有时候有心事不愿意和爸爸妈妈讲。”唐阿姨笑道，“能为青春期的孩子们解决一些问题，是很开心的事啊。”
林明章也是一位“倾听使者”。上岗前，这位已经花白了头发的退休干部又“像小学生一样上了回课”。“我们都是经过心理专家培训才能上岗。”林明章说，“涉及小朋友的心理问题，需要有一些专业知识。”
除了在倾听站倾听青少年心声、开展心理疏导，航星社区还将倾听的方式变得多元化。
小丽的父亲喜欢喝酒，她曾亲眼目睹父亲酒后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爸爸，您知道吗？每次您外出喝酒，我和妈妈都非常担心。” 在航星社区开展的“我心声我倾诉”征文比赛中，小丽通过作文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倾听使者”将小丽的情况上报团市委，请团市委派12355心理导师与小丽进行面对面沟通，为她解决内心的忧虑。这次征文比赛，共有284名初中生参加。“他们的作文里体现出来很多东西，我们平时不知道小朋友的心理世界是这样的。”林明章说，“小孩子变坏是有步骤的，如果能及时发现，能够避免许多严重的问题发生。”
每次“倾听”结束后，林明章都会认真填写“倾听情况登记表”。每个月，倾听情况都会汇总到团柳州市委，由心理导师联合团市委社工进行信息研判，并指导社区和志愿者对青少年存在的问题进行服务。如果监测到超出共青团职责的问题，团柳州市委会及时将个案进行转介。
每个季度，团柳州市委还会联合两级人大、政协和县区团委，共同就倾听站收集到的青少年普遍关注和需求开展“面对面”调研活动。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完善，倾听站的作用初显成效，逐渐成为柳州市青少年权益监测新渠道。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黄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