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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那个平地惊雷般的决定之前，刘全影几乎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过言。她甚至不敢大声和别人说话，必须要说时，也是垂着眼，嗫嚅着阜阳方言，生怕显出自己的不足。
作为一家长姊，她先是照料弟弟妹妹，再经人介绍嫁人，生子，照料夫家和儿子。看起来，她只是安徽阜阳颍州区程集镇大申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和其他农村女性相比，没什么特别的。
中国农业大学之前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我国内地大约有4700万农村留守妇女。大多数时候，她们都像刘全影一样不习惯抛头露面。
刘全影也越来越习惯这种沉默。直到2011年，她宣布：“我要在村里办个书社。”她说，想让很多的农家姐妹在这里读书，“在书社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一年本该是她人生的低谷。她所在的纺织厂经营惨淡，她下岗了。
在市里从事技术工作的丈夫和婆婆听到他回乡办书社的消息后强烈反对。在村人的眼中，在城里混得不好才会回来。家人面子上挂不住。
“你回娘家村里嘛。”老公讨价还价。逼急了爆出一句：“不然我们就离婚。”村里习俗，离了婚的女人在婆家的村里是待不下去的。
“离就离！”刘全影发了狠，“法律规定离婚了就要走吗？我偏不。”
她铁了心要让村人能有一个地方好好看书，尽管读书在农村是项稀罕的消遣。农闲的时候，最常见的娱乐活动是拉家常和打麻将。在漫长安静的白天里，经历过城市热闹的年轻妈妈们抱着孩子沿着街道往下走，想找人聊天，却敲不开无人的门。
村子的中心在东头，那里是村两委的所在。女姓村委一个手可以数完，包括妇女主任。她算是闲职。那是属于男性的、严肃的世界，围绕低保的发放公示、重要文件的传达这些“大事”展开。大活动中，什么级别的领导来，是出席还是讲话，是“支持”还是“肯定”，都自有讲究。
她的小院在另一边，八点钟开门，陆续有老人来坐在院子里，高声拉着家常。屋子里是一架架书，学校捐赠的旧书桌上摆着画笔和白纸。再过一会儿，孩子三三两两地到来，拖着小凳子在呼啦呼啦吹动的电风扇边坐定，哗哗翻动书页，沙沙地画图。傍晚，院子里将有广场舞。
申玉慧是书社的第一批小读者。她记得，乡村小学里少有课外读物，刘全影的小书社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她最喜欢的是童话故事绘本，公主的裙裾映在农家小姑娘的眼眸里。
职业高中纺织专业毕业的刘全影也喜欢书。作为阜阳华源纺织厂2000员工中的一个，她的工作是接线头。日光灯下，140根棉线瀑布一样撒下，溜溜转动，20岁出头的姑娘不断地伸手，将线头捻成一股。100秒22个线头，一站半天。口哨一响是休息，再一响就得立刻放下饭盆，又是半天。四天三轮转。
下午班开始前，给孩子做完饭后半小时的缝隙才是属于她的宝贵时光，可以看书。这个年轻女工最常看的是《故事会》和《文摘周刊》。她喜欢那些“有哲理”“轻柔美丽”的文字。
2009年，因为投稿被发表，刘全影获得了到北京参加《农家女》杂志通讯员培训的机会。在这次培训上，她生平第一次被邀请在众人面前发言。
“说出自己的感受原来是这个样子。”紧张和怕羞退去，她的心里一亮。
也是在这次培训上，她了解到了乡村书社的项目。两年后的下岗终于给了她实践的机会。
要找书，刘全影完全没有门路。她用仅有的积蓄买了一批杂志，离一个书社的规模还差很远。她只好一家一家地去跑废品收购站，希望能回收合适的旧书。但是，收购站有自己熟悉的二道贩子，这个农家妇女被他们看作是“瞎胡闹”，打发了。
后来，是刘全影给农家女书社项目的负责人高月琴女士写的一封长信，才终于打动了对方。高月琴带来了一大批捐赠书籍。她所在的书社成为这个项目在安徽的第一家据点，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据点。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书社正式挂牌，满村的人都来围观。高月琴还记得仪式上，刘全影紧张地发表了一番感言，潮红从脸颊蔓延到耳朵尖，磕磕巴巴，阜阳话夹着普通话。
“一个女人要做什么事情，大家就仿佛在等着看她失败。”在各地督导过书社项目的高月琴说，“农村女人做成事情，更难。”
农村里流言蜚语，说什么的都有。刘全影的丈夫默默表达着抗议。聊着电话，听说妻子在书社，这个男人就忍不住会直接挂断。他非常反感妻子回家晚。“晚”的标准是未能在儿子放学前赶回家做饭——这显然是一个女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还没怎么好起来，最难的阶段就来了。书社没有收入，没有经费，也即将没有人了。村里本来就缺少年轻人，骨干们在书社的收入不及城里打工的三分之一。
据高月琴回忆，拙舌的刘全影几乎是一路哄着伙伴们。三位合伙人中还是有两位在压力下淡出了。只有“傻傻的”刘全影还守着，一天一天地往下熬。
这个自认表达能力不行的妇女，不断去城里参加各类培训，并在每一个合适的机会举起手，发言。
“刘全影啊，是前面有刀子也要往里扎的。”高月琴说。
“我佩服刘姐啊，她好像永远都不会慌一样。”申玉慧说。
刘全影难受的时候只有自己知道，情绪排解不了，就听歌，跳广场舞。
她觉得只要坚持，总能走出一条道来。就好像少女时期，有一年父亲单位发不下工资。母亲是典型勤劳的农家女，平时家庭的配角，决然地进城打工补贴家里。难关也就过去了。
微信群的出现帮了大忙。在巴掌大的手机屏幕里，和她有相同经历的姐妹在群里聊着各自的“事业”，也聊麦苗青了，收获来了。她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逐渐地，资金来了，朋友来了，志愿者来了。申玉慧看着书社从小小的堂屋，越搬越大，最终在第四次迁址时落在了现在的小院里。
刘全影越来越忙了。有时候她也赌气，想要在回家时能看到晚霞，于是努力提高效率。但往往踏出书社的时候还是只看到转为幽蓝的天空，她只能在心里默默懊恼一下。
她尝试着逢年过节办起活动：厨艺大赛、中秋晚会、妇女座谈……她发现自己的点子越来越多，想起游戏来不重样。
“不就是唱歌跳舞么。”男人们一开始瞧不上这群妇女的胡闹。“唱歌跳舞怎么不是大事了。”刘全影乐了。
老年人早早赶来占位，说着家常，兴起就唱起歌来，《南泥湾》《毛主席来到咱家乡》。老人们不识字，歌声是更好的表达方式。
越来越多年轻妈妈把这儿当作一个据点。她们在城里接受了素质教育的概念，希望孩子能受到熏陶。而她们自己则有更深的需求。
之前，在高月琴看来，“农村女性有时根本意识不到不快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调查显示，75%的农村留守妇女感受到了田间和家庭的劳务负担。心理上的压力远胜于身体，中年留守妇女常常被抑郁、焦虑困扰。
刘全影设计了一个一日培训，参加的妇女围成一圈，拿起话筒，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哪怕一句也行。可以夸自己，可以夸别人，也可以提建议。
这位村人心中的老大姐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公开发言，一个懵懂的年轻女孩获得了表达的机会，这是她从前没有过的。
参加培训的妇女中有打工回乡的王影，小学三年级辍学。培训之后，这个姑娘的胆子一下子变大了。她在超市上班，促销总靠她吆喝。村里公认，她的能力不比那些学历更高的女性差。
去年三八妇女节，刘全影带着4个妇女骨干，穿着秧歌队的粉红服装，参加当地电台举办的综艺节目，通过大型充气装置组成的关口。她在第一关就滑了一大跤，摔下了水。站直身体，抹掉脸上的水，和岸上的姐妹一起笑成一团。
“农村的个体有非常强烈的精神需求，人们只是在期待一个带头人。”高月琴说。
高月琴经常在河北、甘肃各个乡间考察，在她看来，加入带头人的过程在各个村庄里是相似的，首先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表现出兴趣，接着回归的妇女们开始加入，最后被吸引的是男人。
刘全影欣喜于男人们在大小活动上的帮忙。不过她很清楚，他们并不能在书社中担任主要的角色。她与书社其他姐妹公认，每当男人开始被委以重任，妇女们就会在决策中往后退，仿佛潜意识里习惯了被主导似的。这并不是没有先例。
刘全影的丈夫如今坚定地站在妻子背后。儿子正读初中，妻子出差培训，三餐都归他负责。
还在工厂时，刘全影偶读过一本名为《一切改变从自己开始》。这本书记录了26位从事公益事业工作者的故事，其中大多是女性。白色封皮上写着“她们是思想的行动者，她们是理想的追求者”。她备受鼓舞，翻了一遍又一遍。
数年之后，当她在各类活动上遇到这本书里的主人公，和她们合影、握手、交谈，难免有不真实的感受：原来，我离她们是这样近吗？
她内心那个羞涩的农村少女仍然时常颤栗。看到活动群里不活跃，或是某次活动不热闹，她会在心里一遍遍找原因。
这不妨碍她成为申玉慧的偶像。小姑娘考进了阜阳师范学院，课余回到书社帮忙，照管孩子看书，也顺便教舞蹈。她注意到这里一个邻村的小姑娘，话不多，坚持把每个动作都学会才回家。
申玉慧知道她家境不好，父亲常年卧病。沉默是她对抗世界的方式。而她笑起来也是很好看的。
刘全影现在时常想起父亲。他是个内敛的乡村小学教师，沉默寡言。他爱画画，描出的图样让幼年的刘全影惊叹；也会大笑着，将羽毛毽子高高踢向空中。
最近，她来北京培训，特意穿了身蓝花的麻布白褂子，配了村里裁缝做的蓝撒裤。“你们老说我过去穿得太朴素了嘛。”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