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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做骗子的美术老师
一说起被别人当成骗子的事，谷孝臣的眉头就蹙成一团，前两天着凉的他咳嗽声也更大了。
这些年，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人就是不信。
2005年，谷孝臣到北京市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当了一名美术老师。两年后，他开了一家小农工工作室，专门教农民工的孩子画画，而且5年来不收一分钱学费，300多个孩子在这里学习过。
听说这个小农工工作室的人，尤其是孩子家长，一是判断谷孝臣是个骗子，二是怀疑他没有能力。
这两个说法都很打击谷孝臣。他想不通，自己画也不卖了，家具也不设计了，只想教孩子画画，怎么就落得一个骗子的坏名声。
谷孝臣委屈到“一宿宿睡不着觉”的程度。但是，除了平时上课，谷孝臣还是跟一群奶腥气都没褪尽的孩子待在工作室里。几乎没有私人时间。
他本来可以选择去过另一种生活。
谷孝臣今年54岁，辽宁省沈阳市人，东北口音很明显。
恢复高考后，谷孝臣考上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进了学校，当过老师，也做过校长。
谷孝臣有些不安分。44岁那年，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带着年轻小伙子才有的劲头来到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谷孝臣在家具厂做设计师。他还有经纪人，帮他卖画。“一年哪怕只有两个合同，也能赚20万元。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家具设计师只做了半年，谷孝臣就辞职了。他又去了北京的一所贵族学校当老师。
这次从教经历更像做“卧底”。谷孝臣又花了半年的工夫了解贵族学校教育，他看到“这些学校的师资、课程设置、学生参与社会的阶层都跟普通学校不一样”。
2003年，贵族学校的经历又变成回忆。谷孝臣走访了北京2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同在蓝天下，但是差别很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初中毕业考上高中的不多，能考上重点大学的更少。”谷孝臣觉得，教育公平对那些随着父母涌进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来说还很奢侈。农民工子弟本身就是社会贴在这些孩子身上的标签，即使是接受教育，也摘不掉。
2005年，谷孝臣走进行知新公民学校后，脚就像陷进了地里，再也拔不出来了。
校长把他当“专家”来聘用，月工资3500元。后来，他听说校长一个月只拿1800元，说什么也不同意工资比校长还高。校长拧不过他，最后两人商量每月2000元。
工资这样定下来后，除了每年加50元的工龄奖，再也没涨过。
五大三粗的汉子痛哭流涕
谷孝臣给每个在工作室学画的孩子都建了一个画本，从他们第一天来工作室到离开之前所画的每一幅画都保存在里面。
大部分孩子的处女作只能算是涂鸦。素描纸上，粗细不均的铅笔线条勾出来的“小人”鼻不是鼻，眼不是眼。
往后翻，很多人会难以相信，这些画只是不少孩子在工作室学了一两年后画出来的。说是美术作品，不夸张。
今年18岁的李凤莉3年前来工作室跟谷孝臣学画画。她的基础也是拿铅笔画两个小人和几朵花瓣。
李凤莉的爸爸知道女儿在学画，还不用交学费，心里也犯嘀咕。他担心孩子被骗，而且也没发现自己家的孩子有美术天赋，怕搞美术影响学习，一直都不太同意李凤莉去工作室学画。
在学了一年基础课之后，李凤莉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创作了一幅长超过6米、高1.3米，反映少数民族生存状态的工笔兼写意画。
这幅描绘云南苗族风情画作的右上部分，矗立着高楼、厂房还有吊臂车。两种景象放在一块似乎有些突兀。李凤莉想表达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正在侵蚀少数民族的原始生态。
一天，李凤莉的爸爸看到这幅需要五六个孩子一块用手提着才能撑开的画之后，怎么也不相信是自己的女儿画的。
这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当场哭了起来，眼泪和鼻涕搅合在一起，都分不清了。
谈论起他的教育方法，谷孝臣好像忘记了咳嗽，陷在眼窝里的眼睛也有了不一样的神采。
“我的理念就是让学生在创作中成长。让他们把每一次绘画都当成一次艺术创作。”
“通过美术来开发形象思维能力，用整合的方式教给学生美学、数学、物理学等知识。”
谷孝臣焦虑的是，一方面在学校里“美术基础教育是被冷落的教育”，另一方面父母又热衷于让孩子上各种兴趣班。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却难有机会接受艺术兴趣培养，谁都知道这种课有多贵。”
谷孝臣并不打算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画家或者艺术家。“教给他们一门手艺，让他们有全面的素质，成为一个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人。”
5年来，从小农工工作室里走出来的孩子，卖美术饰品，做服装设计师助理，当美术老师，还有人从事金融和管理，遍布各行各业。
生活在城乡边缘的孩子们
行知新公民学校坐落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辛店村行知路。因为有了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才有了这条路的名字。
谷孝臣的小农工工作室就在学校的两间平房里。一间屋子里摆放着孩子们的画作，另一间就是他们的画室。
周末，十来个孩子伏在木桌前，埋头画画。个子小一点的孩子就蹲在圆凳边上，两个胳膊架在凳子上。“咣当”一下，凳子翻了，凳面就像一个盘子一样在地上滚了几圈，再被捡起来安在凳子腿上。
这几把圆凳，还是谷孝臣从学校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里“抢”来的。
画室的墙上也贴着孩子们的作品，大部分作品所描绘的内容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等招工的男人，捡废品的老人，烤地瓜的小伙子，孤独的外婆，留守儿童，农家院，缝纫店，辛苦钱，进城，北京南站，交通充值站，网络时代……
刘颖在13岁的时候创作了一幅名叫《城乡接壤》的作品。在这幅长1.2米、高1.9米的画里，一条马路隔开两个世界，一边是高楼大厦，另一边是鳞次栉比的低矮平房。穿梭在楼宇间的人微小而模糊，行走在平房边上的人群熙熙攘攘，上百个人物的表情都是清晰的。
刘颖跟着父母来北京后一直生活在城乡接合部，她的妈妈曾在新发地卖蔬菜和水果。
“我跟父母不熟悉。爸爸在山东打工，妈妈每天回到家就睡了，一周说不到几句话。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哥哥在外地，也不亲近了。”刘颖说话声音很小。
有时，刘颖也会到五环内看看。她喜欢北京的繁华和热闹。16岁的她还没想过要离开北京。
谷孝臣感叹，“这些孩子一直生活在城乡边缘，他们并不了解北京，也没有真正融入这个城市。”他说，希望找机会多带孩子们到大兴之外的地方看看。
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问题是，小农工工作室里一些年纪偏大的孩子没有完成初中学业。
2009年，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初中部因为不符合北京市教委规定的办学要求而被撤掉。正上初中的学生中途辍学，也包括在小农工工作室学画的一部分孩子。
近几年，北京有一大批打工子弟学校因不具备办学资格被“关停”。去年，北京就有将近30多所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相继停办。
谷孝臣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些初中没毕业的孩子应该怎么选择？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应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现实情况让这些孩子很尴尬。
至今，谷孝臣还在为一个女孩觉得惋惜。这个女孩曾在工作室学习了两年，在北京没有学校可以上，就回老家上初中。书没念多久，女孩还是辍学了，去一家发廊做洗头工。
有一次，她给谷孝臣打电话说：“老师，别再关心我了，我已经堕落了。”
谷孝臣很无奈。他说：“为什么这些孩子总是画火车站，画城乡接合部，因为他们总是在城和乡、城和城之间流动，像浮萍一样。”
“多给他们的人生添一些色彩”
17岁的张成富是湖北人，但是说起话来却带着东北口音。这几年，他跟谷孝臣待在一起的时间要多过他的父母。
张成富身上穿的那件黑色棉服的袖头破了，露出白花花的棉花絮。这件衣服也是谷孝臣送给他的。
这个留着锅盖头的小伙子跟人说话的时候慢声细语，嘴角一直挂着笑容。在来小农工工作室之前,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总是喜欢做恶作剧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张成富创作的一幅叫做《斗鸡》的画上写着一段话：“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都说我学不好，贪玩，没有几个人能读懂我。偶然有一天老师读懂了我，我像找到了知己和人生的目标。”
这几年，小农工工作室也有了一些名气。有教育界的人来参观和调研，也有一些社会组织邀请他们参加比赛和活动。一开始，面对陌生的访客，有些孩子脸上会显露出不自然的神色。现在，他们正在习惯被社会关注。
谷孝臣一直想给这些孩子办一个画展。之前，他们也曾带着画参加过活动，甚至每每会成为新闻焦点。但是，谷孝臣还是希望用一次真正属于他们的画展来激励这些孩子。
当谷孝臣逐渐走进这些孩子心坎里的时候，总觉得应该像为一幅画着色一样，“多给他们的人生添一些色彩”。
本报记者 陈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