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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先生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翻译前言中说，一个儿童所面临的世界的惊险是不逊于成年人的——童年记忆尤其是阴霾的记忆对于一个儿童几乎是烫伤的烙印。它开启了他们的天目，使之看见一个常人看不见的隐性世界，因而甚至形成天才。比如，博尔赫斯、荣格、普鲁斯特、夏洛蒂·勃朗特、卡夫卡……皆有童年阴霾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超过80万的失聪儿童来讲，“春天那么美好，可我却看不见；鸟鸣那么美好，可我却听不见；世界这么好，可我却不能自由的享受”。一方面，他们在成长中形成了异常绚烂与丰富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他们毕竟由于不能如普通人般功能健全，而在现实生活中处处被阻隔、处处被屏蔽、处处在弱势。科技可以并且正在改变他们的生存处境——中国每年新生聋儿近3万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启动一个新的专项公益救助基金“天使回声基金”，旨在通过向社会募集善款，专门资助贫困家庭的失聪儿童进行手术和康复治疗——医学技术以“耳蜗”打通了他们与世界的阻隔，建造了他们与世界的绿色通道。纪实作品则以《耳蜗》纪实呈现、细化升华了这一切。事实上，《耳蜗》一书正是他们连通世界、超越自我、心灵救赎的情节集成和动作慢放。
《耳蜗》启迪了汉文字的力量。在这里，让我们奢谈汉文字的力量。文学是“人之学”，是种种“形而上”的外部反映，它的生长是有道德土壤和意识形态软环境的。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腰斩、道德的蹂躏涂炭、信仰的毁灭和辱没，其破坏力是颠覆性的；改革开放30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在一个道德空气稀薄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而东突西奔。社会大转型、大变革时代，文学以及文学所表达的人们的价值体系、道德理念、伦理观、信仰等等一切，一同在迷茫。《耳蜗》却是人本的、人性的。它在人的心中雕梁画栋。
《耳蜗》启迪了人性的力量。现在的都市，正像一个在瞬间膨胀起来的气球，它的心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心，有的只是被催情的草莓、机器养出来的冷冻鸡、注水的西瓜，还有那些裁剪得体的空心人。那些在“以人为本”的宏阔标语下的弱势群体呢？《耳蜗》呈现了他们的原生态。请允许我在此呈现与一位失聪小姑娘的对话——令我惊异的是，她有着如此聪敏的反应和强大的意志。我问她：“会不会记得以往受到的伤害，并且有阴影？”她微笑着回答：“对伤害最好的回答，是自己做得更好！”这令我震惊。“并且”，她说，“我当时也痛苦，哭，想转学。可我妈妈支撑了我。后来我真的去美国读书、转学的时候，以前欺负我的那些同学，集体给我写了一封信。时间使许多事便在心中化解，我也在自我超越。——因为我现在生活得更好。”
小姑娘微笑地转过来头来伸过耳朵，说：“喏，这就是耳蜗。”并且详细地告诉我们，耳蜗像闹钟一样，需要更换电池，没有电就听不到。当下美国如手机一样有充电电池，可以使用更长时间……她如同讲解科技一样讲解她的肌体功能，留下我们叹服的心。
我是想说，这个小姑娘只是《耳蜗》书中所记录的千百个失聪儿童中的一个。医学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而他们所积蕴的巨大的心灵的能量，也同时释放出来。或者他们曾经自卑，但是至少，自卑总比嫉妒或者邪恶要好。如果说前者提供了由于不断怀疑与否定而丢失自我、超越自我的两个方向的可能性，后者却并不着力于经营自我、提升自我，而是带着暴虐与邪念，吞并与侵犯自身之外的他者。其实质是智力的懒惰和德性的放任。他们不憎恨、不忧怨、不沉迷。《耳蜗》给予了他们一个释放和展现心灵能量的平台。那是一种心灵超越自我、改善内心的人性中最美好的力量。《耳蜗》使更多的人，看见并且意识到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