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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美国哈佛大学精通中国文化的“中国先生”傅高义为读者献上一本《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由三联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为基础，对邓小平的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书中的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傅高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时50年之久，是在美国学术界中较早展望崛起的中国在21世纪巨大国际影响的学者。最重要的是，他写就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研究邓小平生涯的作品《邓小平时代》。他说，这本书是为了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而写的。在美国，它获得过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6项大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都曾经推荐这本书。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在自己的网站里说，如果谁要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当代中国，那就读这本书。
令傅高义遗憾的是，他从来没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经历：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傅高义距离邓小平只有几步之遥。由于音响效果糟糕，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及翻译在说什么。因此，他必须得像一个历史学家去诠释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诠释这位中国伟人。
很难想象，这部中译本有64万字的书，竟在傅高义70岁时开始创作。为了更好地了解邓小平，傅高义采访了300多人。其中有中国官员、学者、各国政要、党史专家及邓小平的家属。除了数次访问中国外，他还到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小住。
傅高义认为自己的看法是他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断。在写作中，他也遇到过难题：“最大难题是，邓小平没有写日记，而邓小平本人又不太爱说话。所以，很多事情，我知道他和某人的谈话内容，但是他脑子里的想法，很难有实据。”
但邓小平的形象在傅高义脑中仍然清晰起来：身材矮小，但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从不纠缠过去；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他对自己的特点也很坦然，曾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他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
这些都被写入《邓小平时代》。事实上，这本书在形式上类似传记，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要写一个人，而是要写一个时代。
这部厚重的大书虽然可以说是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某种普遍看法，但全书对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叙述仍有独到之处。比如，全书的篇章结构就以1978～1992年这14年作为重点，着力描画作者所强调的“邓小平时代”。并认为这14年是中国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邓小平一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该书对邓小平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独特贡献也进行了概括。在“1978～1980年”这个部分，傅高义首先以“三个转折点”、“为自由设限”这两章来开头，以“重组领导班子”一章结尾，表现出他对这短短两年时期的独特认识。
书中对邓小平的性格特点、各种人事关系的描述也用了颇多笔墨。如，特别强调邓小平的用人，注重能力、才干、业绩，有组织原则和公心，完全不注重派系。虽然他曾经领导第二野战军，但在用人方面极少偏重二野；同时，全书也特别比较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差别，强调邓小平吸取教训，对人事、政局不搞大批判、大整肃。通过这些事件，傅高义深入分析了邓小平的“政治性格”。
当被问到邓小平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时，傅高义这样回答：“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应该不断地继续地大胆地改革开放。现在如果他活着的话，不会反对政治改革。”
书中，傅高义用一个例子结束了导言部分。邓小平曾在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傅高义在写下这一事例之后评价说：“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或许这也属于傅高义的“最佳判断”之一。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