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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5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从四个农民身上读乡土中国

本报记者 蒋肖斌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3月25日   09 版)

    陕西华县的吕崇德在唱皮影

    陕西榆林的高喜业在婚礼上“说喜”

    河北赞皇的池素英在跳扇鼓舞

    浙江衢州的程宵春在织纸簾

    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浙江衢州织纸簾的程宵春、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河北赞皇跳扇鼓舞的池素英,这4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人,被写进了一本书里,并被冠以一个宏大的称谓——中国人。

    不久前出版的《四个中国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几个年轻师生长达7年田野调查的记录。书中的主人公虽然贴着“非遗传承人”的标签,但他们首先是普通的中国人。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在序言中写的,一谈到中国人,我们通常想到的符号是老子庄子、秦皇汉武,而在这4个普通的农民身上,读者也许能“读出乡土,读出民俗,读出社会,读出人心”。

    7年坚持,记录4个中国人

    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带着学生梁君健、焦瑞青等人,开始拍摄以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片,触角从城市一直延伸到偏僻的村落,至今7年,仍在路上。纪录片关注的是非遗技艺本身,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师生们发现,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温暖迷人的光辉。于是,有了这本《四个中国人》。

    因为“出身不好”,吕崇德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高小毕业后无法被招工和升学,学习皮影戏就成了一条能够糊口的出路。拿起锄头,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弹起月琴,讲的是真正的中国故事。2008年,已经60多岁的吕崇德有了一份新职业,当地一家文化公司收编了华县境内几乎所有的皮影艺人,垄断了当地的皮影演出。每月领固定工资的代价,是无法再按自己的喜好来演出和与土地的隔绝,他说自己“农民不像农民,演员不像演员,着急”。

    程宵春有两份工作,上班在化肥厂装尿素,下班回家织纸簾。纸簾是传统宣纸造纸行业的模具,随着工业造纸的发达,手工纸的作坊逐渐萎缩,纸簾的需求也十分有限。程宵春认为织纸簾是一门手艺,精细,要师傅教,并且随着钻研,技术会越来越好,他为此特别自豪。但是面对现在乱糟糟的市场和文化变迁之后的知音稀少,他也会苦恼。因为有着化肥厂这份饿不死的工作,程宵春和年事已高的父亲都希望把织纸簾的技术和整个安徽市场,一起转给他人。

    陕北人做事喜欢赶红火,在红白喜事上唱曲儿的高喜业,每年能出门唱六七十次,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虽然唱曲儿是作践自己,迎合观众,但高喜业点着旱烟,坐在墙根底下说:“我是个农民艺术家么。” 

    焦瑞青与池素英的结识纯属巧合,她本来是去赞皇寻找另一个民间艺人,找不到,素英主动过来帮忙,自然地“就像一个采访助理”。赞皇煤场遍布,为了提高煤的成色,商人们便雇佣女人来捡石块。口中吸着煤尘,头上蒙一层煤灰,池素英对这个工作很满意,因为“一天40块,一个月干10天就能买400斤小麦,一亩地一年的收成不过六七百斤小麦”。但素英一闲下来就跳扇鼓舞,有人骂她傻,有这么多工夫不如去挣钱。素英不同意:“干是干,耍是耍,有钱没钱,咱高兴就好。你说,是不?”

    非遗的传承是学习一整套做人标准

    梁君健希望通过《四个中国人》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非遗的核心是人,淡化非遗本身的美术或者历史价值,强化它对这一个个传承人生命的价值。

    书中写道:“程宵春手艺的精进,生活态度的恬淡,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传承的行业,是如何塑造出一个个丰富的个体生命。”

    和很多传统行业一样,织纸簾这个行当也有行规。程宵春从小就听那些老头子对他说过无数遍,包括“不刻意打听同行之间的买家”、“不能随意挖墙脚请对方师傅过来打工”等。除此之外,程家还有自己的规矩,比如“师傅没有歇工前,徒弟不能坐下”、“吃肉时,只能夹两块,不能夹第三块”、“若是小便,必沿便桶而下,不得刷刷有响声”……这些规矩听上去有些怪异,但干这一行的人正是在这样充满自律的环境中成长的。

    焦瑞青认为,学校里进行的是知识教育,而艺术在传承的时候,讲究的是“手到手、眼到眼、心到心”,“你不仅学了技艺,还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做人标准”。

    梁君健在采访中曾记录:“怎么才算好吹手(吹唢呐者——记者注)?人品得好!如果做人不端、偷鸡摸狗的,人们会笑话主事的人家。瞧,你们请来的吹手是个二流子哩!”

    然而,当社会环境和生活发生巨变后,艺术传承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人们看得到艺术形式,却看不到艺术背后的生活,不明白艺术怎样产生,不明白艺术对人的生活有多大的功用。”焦瑞青说。

    扇鼓舞的歌词除了流传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村里“有文化”的人随时编写更新的。出身农村的焦瑞青回忆:“我小时候,村子很小,不过还有个学校,学校里有老师。现在搞撤点并校后,小村里没有学校和老师,就没有‘文化人’。再加上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人觉得上学没用。人们的心灵在渐渐荒漠化,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境下能生长出怎样的艺术。”

    早在2007年年底刚开始做皮影研究的时候,梁君健就对当时的非遗保护浪潮有一种“不良的感觉”。“以皮影戏为代表的非遗,实际上纠缠着各类的权力和期望,并且都扮演着索取者甚至掠夺者的角色。在‘保护’这件光鲜的外衣之下,是各种政治、经济、名望上的欲求。”

    所以,在之后数年的田野调查中,梁君健始终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我们是去做田野研究,而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后者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与资源。”他们绝不从当地带走任何一件和皮影相关的历史物品,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老艺人们的手里,才能够继续其自身的意义”。

    这是生活,不是非遗

    吕崇德学皮影一半是爱好,一半是为了糊口。程宵春织纸簾则是一种习惯和家庭传统,“祖上传下来的的,父亲让我学,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学下去”。池素英跳扇鼓舞,纯粹为了“乐活”。

    今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高喜业也被邀请到了现场。他有即兴创作新曲儿的能力,风头几乎盖过了主持人“奶茶妹妹”。他自认并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收些徒弟,把这些东西传下去。

    没有人提到非遗。

    梁君健说:“对他们来说,皮影戏表演首先是用来赚生活的手段,而非艺术情操的陶冶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他们搭班唱戏跑江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混个嘴’、‘管生活’,因为‘一年到头在土地里刨不出个什么’。”

    焦瑞青说:“非遗本来就是来自上层的文化词语,农村人有几个知道并且认为这也算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生活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刚和这些农民接触时,师生们觉得他们土气、小气,冬天连暖气都舍不得烧。但渐渐深入他们的生活,就知道这是现实所迫,穷。“在这样的环境下仍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正是他们的坚韧之处。”

    程宵春在乡下过着琴棋书画的古代士人生活,对自然界各种花鸟鱼虫的兴趣,使他的生活充实而安宁。池素英这样的一群扇鼓手,在人与人互相扶持的村庄生活中,也感到由衷地满足。焦瑞青说:“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去发现农民的智慧,重新去估量日常生活的价值。”

    在毛乌素沙漠采访时,焦瑞青在沙漠边缘的一户人家歇脚,天空突然下起了雨。“老妈妈就跟我说,你困了,就上炕睡会儿,出门在外的人,走到哪里哪里是家。” 

    在陕北采访时,焦瑞青住在高喜业家里。喜业对她说:“你们都是有本事的人,你们是清华大学的。你们来,我们愿意帮你;如果是我们的娃娃去了北京,那是两眼一抹黑,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焦瑞青感慨道:“在北京,谁又愿意为一个陌生人提供一张床一口饭呢?这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我想,起码我们在公共场所不要以貌取人,给予这些普通中国人应有的公民权利。”

    梁君健曾在纪录片放映完后,和观众交流皮影戏的未来。当时他说:“从唐代有戏曲以来,在历史长河里消失的曲种不计其数,就连王国维最认可的元曲,现在都听不到了。那么皮影戏如果在几十年之后消失,只有录像可以欣赏,也算是很幸运了。”

    不过,现在梁君健要加上一句:“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表达方式,只要这种对人类情感的表达一直存在,并且内化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去,这就是文化,是不会消亡的,这就挺美好。”

    熊澄宇读完《四个中国人》后说:“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可能关注的是江河倒流、天地色变、叱咤风云、伟人英雄。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细节,是平淡,是滴水穿石,然后才是沧海桑田。”

    吕崇德、程宵春、高喜业、池素英,就是这样的普通中国人。

    照片均为《四个中国人》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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