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浙江衢州织纸簾的程宵春、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河北赞皇跳扇鼓舞的池素英，这4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人，被写进了一本书里，并被冠以一个宏大的称谓——中国人。
不久前出版的《四个中国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几个年轻师生长达7年田野调查的记录。书中的主人公虽然贴着“非遗传承人”的标签，但他们首先是普通的中国人。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在序言中写的，一谈到中国人，我们通常想到的符号是老子庄子、秦皇汉武，而在这4个普通的农民身上，读者也许能“读出乡土，读出民俗，读出社会，读出人心”。
7年坚持，记录4个中国人
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带着学生梁君健、焦瑞青等人，开始拍摄以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片，触角从城市一直延伸到偏僻的村落，至今7年，仍在路上。纪录片关注的是非遗技艺本身，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师生们发现，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温暖迷人的光辉。于是，有了这本《四个中国人》。
因为“出身不好”，吕崇德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高小毕业后无法被招工和升学，学习皮影戏就成了一条能够糊口的出路。拿起锄头，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弹起月琴，讲的是真正的中国故事。2008年，已经60多岁的吕崇德有了一份新职业，当地一家文化公司收编了华县境内几乎所有的皮影艺人，垄断了当地的皮影演出。每月领固定工资的代价，是无法再按自己的喜好来演出和与土地的隔绝，他说自己“农民不像农民，演员不像演员，着急”。
程宵春有两份工作，上班在化肥厂装尿素，下班回家织纸簾。纸簾是传统宣纸造纸行业的模具，随着工业造纸的发达，手工纸的作坊逐渐萎缩，纸簾的需求也十分有限。程宵春认为织纸簾是一门手艺，精细，要师傅教，并且随着钻研，技术会越来越好，他为此特别自豪。但是面对现在乱糟糟的市场和文化变迁之后的知音稀少，他也会苦恼。因为有着化肥厂这份饿不死的工作，程宵春和年事已高的父亲都希望把织纸簾的技术和整个安徽市场，一起转给他人。
陕北人做事喜欢赶红火，在红白喜事上唱曲儿的高喜业，每年能出门唱六七十次，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虽然唱曲儿是作践自己，迎合观众，但高喜业点着旱烟，坐在墙根底下说：“我是个农民艺术家么。”
焦瑞青与池素英的结识纯属巧合，她本来是去赞皇寻找另一个民间艺人，找不到，素英主动过来帮忙，自然地“就像一个采访助理”。赞皇煤场遍布，为了提高煤的成色，商人们便雇佣女人来捡石块。口中吸着煤尘，头上蒙一层煤灰，池素英对这个工作很满意，因为“一天40块，一个月干10天就能买400斤小麦，一亩地一年的收成不过六七百斤小麦”。但素英一闲下来就跳扇鼓舞，有人骂她傻，有这么多工夫不如去挣钱。素英不同意：“干是干，耍是耍，有钱没钱，咱高兴就好。你说，是不？”
非遗的传承是学习一整套做人标准
梁君健希望通过《四个中国人》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非遗的核心是人，淡化非遗本身的美术或者历史价值，强化它对这一个个传承人生命的价值。
书中写道：“程宵春手艺的精进，生活态度的恬淡，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传承的行业，是如何塑造出一个个丰富的个体生命。”
和很多传统行业一样，织纸簾这个行当也有行规。程宵春从小就听那些老头子对他说过无数遍，包括“不刻意打听同行之间的买家”、“不能随意挖墙脚请对方师傅过来打工”等。除此之外，程家还有自己的规矩，比如“师傅没有歇工前，徒弟不能坐下”、“吃肉时，只能夹两块，不能夹第三块”、“若是小便，必沿便桶而下，不得刷刷有响声”……这些规矩听上去有些怪异，但干这一行的人正是在这样充满自律的环境中成长的。
焦瑞青认为，学校里进行的是知识教育，而艺术在传承的时候，讲究的是“手到手、眼到眼、心到心”，“你不仅学了技艺，还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做人标准”。
梁君健在采访中曾记录：“怎么才算好吹手（吹唢呐者——记者注）？人品得好！如果做人不端、偷鸡摸狗的，人们会笑话主事的人家。瞧，你们请来的吹手是个二流子哩！”
然而，当社会环境和生活发生巨变后，艺术传承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人们看得到艺术形式，却看不到艺术背后的生活，不明白艺术怎样产生，不明白艺术对人的生活有多大的功用。”焦瑞青说。
扇鼓舞的歌词除了流传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村里“有文化”的人随时编写更新的。出身农村的焦瑞青回忆：“我小时候，村子很小，不过还有个学校，学校里有老师。现在搞撤点并校后，小村里没有学校和老师，就没有‘文化人’。再加上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人觉得上学没用。人们的心灵在渐渐荒漠化，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境下能生长出怎样的艺术。”
早在2007年年底刚开始做皮影研究的时候，梁君健就对当时的非遗保护浪潮有一种“不良的感觉”。“以皮影戏为代表的非遗，实际上纠缠着各类的权力和期望，并且都扮演着索取者甚至掠夺者的角色。在‘保护’这件光鲜的外衣之下，是各种政治、经济、名望上的欲求。”
所以，在之后数年的田野调查中，梁君健始终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我们是去做田野研究，而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后者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与资源。”他们绝不从当地带走任何一件和皮影相关的历史物品，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老艺人们的手里，才能够继续其自身的意义”。
这是生活，不是非遗
吕崇德学皮影一半是爱好，一半是为了糊口。程宵春织纸簾则是一种习惯和家庭传统，“祖上传下来的的，父亲让我学，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学下去”。池素英跳扇鼓舞，纯粹为了“乐活”。
今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高喜业也被邀请到了现场。他有即兴创作新曲儿的能力，风头几乎盖过了主持人“奶茶妹妹”。他自认并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收些徒弟，把这些东西传下去。
没有人提到非遗。
梁君健说：“对他们来说，皮影戏表演首先是用来赚生活的手段，而非艺术情操的陶冶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他们搭班唱戏跑江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混个嘴’、‘管生活’，因为‘一年到头在土地里刨不出个什么’。”
焦瑞青说：“非遗本来就是来自上层的文化词语，农村人有几个知道并且认为这也算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生活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刚和这些农民接触时，师生们觉得他们土气、小气，冬天连暖气都舍不得烧。但渐渐深入他们的生活，就知道这是现实所迫，穷。“在这样的环境下仍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正是他们的坚韧之处。”
程宵春在乡下过着琴棋书画的古代士人生活，对自然界各种花鸟鱼虫的兴趣，使他的生活充实而安宁。池素英这样的一群扇鼓手，在人与人互相扶持的村庄生活中，也感到由衷地满足。焦瑞青说：“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去发现农民的智慧，重新去估量日常生活的价值。”
在毛乌素沙漠采访时，焦瑞青在沙漠边缘的一户人家歇脚，天空突然下起了雨。“老妈妈就跟我说，你困了，就上炕睡会儿，出门在外的人，走到哪里哪里是家。”
在陕北采访时，焦瑞青住在高喜业家里。喜业对她说：“你们都是有本事的人，你们是清华大学的。你们来，我们愿意帮你；如果是我们的娃娃去了北京，那是两眼一抹黑，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焦瑞青感慨道：“在北京，谁又愿意为一个陌生人提供一张床一口饭呢？这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我想，起码我们在公共场所不要以貌取人，给予这些普通中国人应有的公民权利。”
梁君健曾在纪录片放映完后，和观众交流皮影戏的未来。当时他说：“从唐代有戏曲以来，在历史长河里消失的曲种不计其数，就连王国维最认可的元曲，现在都听不到了。那么皮影戏如果在几十年之后消失，只有录像可以欣赏，也算是很幸运了。”
不过，现在梁君健要加上一句：“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表达方式，只要这种对人类情感的表达一直存在，并且内化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去，这就是文化，是不会消亡的，这就挺美好。”
熊澄宇读完《四个中国人》后说：“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可能关注的是江河倒流、天地色变、叱咤风云、伟人英雄。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细节，是平淡，是滴水穿石，然后才是沧海桑田。”
吕崇德、程宵春、高喜业、池素英，就是这样的普通中国人。
照片均为《四个中国人》插图
本报记者 蒋肖斌
